中国佛教史概说 第六章 隋之佛教 国家之统一与佛教 第二节 五众与四方馆

  第二节 五众与四方馆

  

  在当时的佛教界,受教于学德兼优之高僧座下的学徒云集,各地的大寺院中,因有领导这些学徒大众的事实存在,便有所谓「众」的成立。遂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西元五九二年),文帝以敕命选出学德兼备者,设置了所谓「二十五众」。在这同时,又设定了「五众」。这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公开化的宗派差别之团体的最初面貌。依据《续高僧传》卷一五的记载,此所谓「众」者,均能通晓三学,每日登殿,读诵众经,并且讲说,以京师为中心,伸出教化之手,遍及各个地方。他们又被分别称为「众主」、「摩诃衍匠」、「教读经法主」等。其中以僧粲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僧琨为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慧影为二十五众主。像这样的「二十五众」,可说是指通达佛教全部学问的领导者而言;至于「五众」,乃是指对于诸经论有专门知识的代表者而言。请看:1.法彦及宝袭,为大论众的众主;2.智隐为讲论众的众主;3.洪遵为讲律众的众主;4.童真、法总、善冑,为涅槃众的众主;5.慧迁为十地众的众主。若从这五众众主的特长来判断,他们的佛教专门知识,也可说是从前代南北朝以来学风之延长。此时天台智顗,以及三阶教的信行,虽已去世,他们所建立的教学及宗教的实践,尚未得力,但由前代传下的既成教团的势力,则颇有力。特别是那些「众主」师僧,例如慧远、慧藏、昙延、僧休等人,均被尊为五大德或三大德而驰雄名于当时的教界。由于这些「五众」的活跃,可以想见,在全体的佛教教团内,对于经论作分科研究的形态,已渐趋于表面化,在思想方面也渐形成激烈化对立状态。因为,根据僧传的资料,除了五众之外,尚有华严众、禅众、头陀众的名目,当时众「众」簇生的情势,由此可见。不过,「五众」之名,在文献上,到了开皇(西元五八一─六○○年)以后,便不复见,所以其在官式使用的寿命相当地短促,但在此后约一百五十年的日本天平十九年(西元七四七年)之际,在日本佛教界则有了修多罗众、三论众、律众、摄论众、别三论众之「五众」的出现。这是模仿中国佛教所有的「众」为型范而设置的,但却不是文帝当时的状态,由此推察,不难理解到文帝之后的中国佛教界,仍以大寺院为中心,保持着「众」的存在。再说在当时的日本,圣德太子以其作为推古天皇摄政的身分,以儒佛的精神,改革内政,同时以遣隋使的派遣,来吸收外国文化。此在《隋书》中说,开皇二十年有使节从日本来中国;《日本书纪》中也说,于推古天皇十五、十六、二十三年,三度派出遣隋使。遣隋使的派遣目的,则在学习先进国隋朝统一天下的伟业,以期克服日本国内在社会及思想上的矛盾,确立求取新的政治路线。

  

  为了设置教育来自外国留学僧的场所,隋炀帝时代,特别启用洛阳的鸿胪寺四方馆,敕任净业、静藏、灵润、神迥等四高僧,负责对于留学僧的教育。他们都是属于慧远及昙迁法系之下的人物,乃系涅槃、摄论、十地等的专家,以他们的所长来教育新进的学生,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到当时留学僧的研究内容是些什么。此外,《续高僧传》又告诉了我们,在四方馆里,也常有盛大的讲经法会,讲的是《金光明经》及《仁王经》等的护国经典。据说也曾作过佛典的刊定或校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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