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概说 第二章 后汉的佛教 传来与容受 第六节 经典的成立

  第六节 经典的成立

  

  释尊的说法,最初并未记录成文,而是由长老比丘,记忆背诵,以口传口地传授给弟子们。这不仅是佛教的现象,在古代印度,如《吠陀》,为了传持伟大的法,口诵传承,是唯一的手段,佛教也没有例外。在释尊灭后,诸弟子集合起来,将各自传持的教法,唱诵出来,由大家订正各自的传持和佛陀所说的异同,搜集教法,以防止遗教的散佚,这就称为「结集」。但是,由于岁月的累积,连带着教法分量的增加,造成了背诵的困难。同时仅靠背诵,也不免要产生异说异义,很容易就引起教团的混乱。于是,就产生以文字保存圣法的动向,佛教的经典,便在如此事实的要求之下成立。这是在西历纪元初的事,佛教传入中国,恰巧就在这一时期。

  

  中国人早先知道有佛教,虽是楚王英所信奉的那个佛教为始,中国佛教基础之巩固,则待后汉末叶,有了汉译的佛典为始。后汉末叶,在桓帝(西元一四六─一六七年)在位之时,到中国的僧人之中,有安世高及支娄迦谶(Lokaṣema)两人。

  

  安世高为安息国王子,父王去世,他便趁机出家,及长,学习阿毗昙并通禅经。在桓帝及灵帝(西元一六八─一八九年在位)时代来华,约二十年间,专心从事于经典的汉译,译出有《四谛经》、《转*轮经》、《八正道经》、《安般守意经》等经典,达三十四部四十卷。这些都是小乘经典。安世高因避后汉末的骚乱,而至南方,据说寂于浙江会稽,细节则不得而知。

  

  支娄迦谶则稍后于安世高而到中国,他出身于月氏,在桓帝之末,到达洛阳,于灵帝时代,译出《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计十三部二十七卷。这些都属于大乘经典。

  

  以上二人,同于后汉末或西元第二世纪中叶,在帝都洛阳,个别译出小乘及大乘经典,其原因是两人出身地域所行佛教系统之不同。然而,将如此的经典提供给中国人的,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原始思想形态的小乘经典,以及具有显著发达的教义思想之大乘经典,无非是容受了同为释尊一人所说的教法而来。在当时也没有对于大小二乘经典的成立,抱有疑问,也没有考虑其间历史发展的过程。由开始以来,已将流行于西域的大小二乘的经典,全部视为佛陀亲口所说而被接受,中国佛教的特殊性,事实上即从此时开始。

  

  再说中国民族接受佛教,是出于怎样的态度呢?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汉代,乃是架构于汉民族高度的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由于如此,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之传入与流布,首先要在中国人的思想与信仰中找到共通之点作为媒介,那是很显然的事。汉代虽是以确立儒教学术的时代,不过,在儒教之外,也有一派乐于隐逸生活并以老子为宗祖的道家,在民间,起源于不老长生及神仙方术的道教之流行,也不容否认。因此,到了后汉之世,神仙、方术、图谶等之迷信,非常风行,将黄帝与老子神仙化的方士,因善行咒术而获得世人的信仰。所以当外国沙门到达时,中国人一见到穿着奇装异服,并对偶像(佛像)烧香礼拜,诵持着汉人所听不懂的经文,举行着宗教仪式,所给予中国的印象,不过也是方士之类;他们舍弃世俗的生活方式,与道家的隐逸之士相比,也没有不自然的感觉。伴着这一印象,佛陀也被比作黄帝和老子来加以想象。

  

  前面所讲的楚王英的近侧,就有方士,英自己是「诵黄老之微言」的人,同时也是崇佛的人,又有汉桓帝,奉祀黄帝、老子及佛陀,盛行宗教之事,因而在襄楷上谏的言词中,也有「世间以老子入夷狄而为佛」的说法,均为值得注意的事。佛陀并不需要和黄老同时登场,此时则被视同黄老,佛教被视为中国原来的黄老之教,同一性格的传说,别无其他,佛教首先被当作与黄老之教近似的东西,而被汉人社会之所容受。故在汉末的苍梧太守牟子所作的《理惑论》,是以调和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为基准的;将佛置于儒道二教之上,此为考察中国古代之接受佛教,提出了重要的论题。唯其有关此书的著作年代,尚无定论,或谓出于宋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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