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特色(陈国灿)

  中国佛教的特色 

  陈国灿 

  玄学思想,就影响著对佛经经义的理解和翻译。使佛经中的一些义理得到玄学社会观的诠释,如作为大乘佛教的般若学说,本来是一种用否定的思辨方法去论证现实世界是虚幻不实的理论,而魏晋时的译经则将此种理论,用玄学的二“贵无”论来加以闸释,协助竺法护译经的聂承远等人即具这种思想顷向,後来释道安更是用“本无”的原理去阐明般若思想。
  当佛教义理不易被国人所接受时,译经师们往往借助中国现实生活中通行的义埋来加以解释。概括地说,就是古代中国深深植根於文化生活各个层面的儒家的天命观、天人合一学说;老庄的虚无观,甚个被广大群众作为生活常规的纲常伦敦,再加上东方专制主义的皇权思想等等。
  如此一来,印度佛教经典的许多义理传到中国後,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受到了改造,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因为如此,佛教才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认同、信仰,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布。
  洎至隋唐,佛教在中国已经得到高度的发展,中国的高僧们围绕著对佛经教义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作了许多新的发挥,产生了不同的宗派,这种新发展趋势又进一步使佛教更趋中国本土化,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涵。
  佛经传入中国呈现出的中国化的特点,也必然影响到接踵而出现的中国佛教艺术,无论是佛寺的构建、佛窟的开凿,还是佛像的塑造,也都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在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永靖炳灵寺的佛像浮雕、壁画绘像、满铺的彩绘极乐世界,天王菩萨们的造型、服饰等,也无不受到当世中国社会生活的感染。
  因此,今天研究敦煌的佛教及佛教艺术,除了研究其与印度佛教的共性外,还应研究它的中国本土化的特性方面。如同对佛经的研究一样,应著意於佛教艺术的中国化特色,以及它中国化进程中特殊的中国意识形态文化背景。

  摘自《普门学报》200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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