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一) 概說
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對中國文學産生了至爲深遠的影響。從中國曆代的文學作品或文學理論著作中，我們都能夠看到受佛教影響的痕迹。佛教不僅豐富了中國文學的想象世界，而且也使中國文學作品故事性得到了增強。隨著佛經的翻譯，外來語彙大量輸入中國也擴大了中國文學的詞彙，同時佛教也使中國的文學觀念趨向多樣化。
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文學想象世界的豐富。中國古代的先哲曆來都主張與人爲善，關心他人，以及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這種種的傳統美德的影響下，人與人之間不但能夠和睦相處，同時還能設身處地地爲他人著想。傳統道德已成爲人們的自覺行動。因此在古代許多的作品中都反映了傳統的倫理道德思想。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佛教的因果輪回觀念，以及叁界、六道、神通等觀念也隨之深入人心，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發生很大的變化。這時人們做善事的動機不僅是傳統美德影響下的自覺行爲，而且還受到佛教因果觀念的影響。人們明白了人活著不僅要考慮今生，還要考慮來世，今生的善惡是因，種下來世之果。因果觀念對人的行爲具有一定的威攝作用,它使人們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考慮到事情的結果。中國流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這一說法，無疑是受因果觀念影響的結果。佛教觀念的引入，使得中國的文學作品更富有想象力，內容也更加多姿多彩。無論從六朝志怪、志人小說中，還是從唐代傳奇中，我們都會感受到故事主人公都是受著因果觀念的支配，故事往往是以好人終得好報，壞人遭受惡報結束。中國戲劇《牡丹亭》中，主人公杜麗娘因愛而生，又因愛而死，死後托夢給柳夢梅，柳夢梅按照杜麗娘的囑托挖開杜麗娘的墳墓，杜麗娘又死而複生，並和柳夢梅結爲夫妻。這則故事的浪漫主義想象和生死輪回的情節，無一不是受佛教思想的影響。這與作者湯顯祖本身就是一個佛教徒有直接的關系。古代小說《西遊記》中大膽想象和神通的描寫，《紅樓夢》中許多人物的最後歸宿的安排，都是小說家對佛教觀念的具體運用。
佛教傳入中國增強了中國文學作品的故事性。佛經記錄了大量的佛教故事，如《大佛頂首楞嚴經》中阿難受摩登伽女引誘等故事，都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
還有的整部經典是由一個個生動曲折的故事彙集而成，如《佛本生經》、《百喻經》等就是這樣的故事。這些幽默诙諧的佛教故事流傳到民間之後，被民間的藝人所借鑒，同時有的文人在創作過程中，或直接把源于佛經的故事改寫成曲折生動的中國故事，或將佛經故事和中國民間故事雜揉成民族特色濃厚的故事。也有的是印證佛教思想在中國本土産生的故事。如在《妙法蓮華經·觀音菩薩普門品》中，詳細地講述了觀世音菩薩“循聲救苦”的宏願，以及世間衆生誠心念誦觀世音菩薩所活得的不可思議的感應。如經雲：“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若爲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若複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由于觀音信仰在中國久已深入人心，民間皆信奉觀世音菩薩的願力及誠心念誦觀世音菩薩不可思議的感應，于是以表現觀音菩薩靈感爲主題的文學作品也紛紛出現，如張演的《結觀世音應驗記》、傅亮的《觀世音應驗記》、陸杲的《系觀世音應驗記》等。其中《系觀世音應驗記·釋開達》一文即講述了僧人釋開達被魏人捉去，關在柵欄裏等待被人殺。危難中，釋開達一心稱念《觀世音經》，天快亮時，從草叢裏跑出一只老虎，一時間魏人都被嚇跑了，老虎在柵欄上拱出一個小洞，釋開達領著和他關在一起的小孩得以逃脫。把經典中的觀世音菩薩靈感故事結集成完整的故事，一方面表現了觀音靈感的真是不虛，另一方面也使讀者在閱讀中得到心靈的感化。
唐代僧人爲了使經典教義講得通俗易懂，創製了俗講和變文兩種說唱結合的文體，從而吸引了大批士人信奉佛教。這種通俗淺近的弘法方式直接導致了中國白話小說的産生。如馮夢龍的“叁言”小說中就有大量篇幅是從佛教故事改編而成。其故事中的佛教思想都有明顯的體現。
佛教傳入中國帶來文學觀念的多樣化。中國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相主張自己學派的思想，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此後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王朝治國的安邦的統治思想。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學觀念逐漸脫離儒家強調的政教中心說，進入重大轉變時期，這與當時玄學的發生有很大關系。玄學思想在這一時期十分盛行。其在文學上的表現是當時玄言詩的興盛，玄言詩常闡釋玄理，往往理過其辭，失去了詩歌的文學色彩。而自佛教中關于空的觀念，關于心性的觀念，關于境界的觀念，關于象和象外的觀念，以及關于神形的討論融入文學之後，文學作品中的儒家思想、玄學思想逐步被佛教觀念所取代，從而直接豐富了中國的文學觀念。
佛教觀念引入文學之後，形成文學觀念的多樣化，在文學理論方面，佛教對文學評論的影響也頗深遠。推其原始，當屬劉勰之《文心雕龍》。劉勰是南朝梁文學理論批評家，字彥和。研究佛學、博通經論。後出家，法名慧地。《文心雕龍》寫于齊末，是古代文學理論的巨著。其後如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主張不著一字)，宋·嚴羽的《滄浪詩話》(詩當于妙語中求之，如羚羊挂角無迹可尋，直標空靈)，袁枚之“性靈”說(謂詩當從真性中流出，若執人話柄、學人模樣，便不爲佳)，無不受禅宗的影響。于是也便有了文學中的“境界說”、“象外之致”、“以禅喻詩”等理論，文學作品也往往以是否具有這些理論特點作爲判定作品優劣的依據。
佛教對中國文學産生廣泛影響的一個表現是直接拓廣了文學體裁。俗講與變文，就是在唐代出現的新文體。這種文體的主要特征，在便于講唱，內容爲佛經，而形式則與當時的民間說話一樣，帶有通俗文學的性質。
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以上僅對佛教對中國文學影響的幾個方面作了簡單的介紹，從這些介紹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的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