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相宗在近代的複興

　　陸月宏

　　清初以後，法相唯識早已凋零無聞，連相關的著作都沒有了。直到清末民初，面對以邏輯、理性見長的西方科學，沈寂已久的法相唯識學，因其因明之長，碰到了複興的大好機遇，被一批教界、學界傑出人士選爲傳統文化中最堪以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法寶、最爲當機的法門，熱情研習弘揚。法相唯識學的複興，可以說是整個中國佛教複興運動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與唐代法相宗學僅在寺僧中師徒相傳不同，近代法相唯識學的弘傳，居士和學者起了較僧尼更爲重要的作用，比如楊文會居士，他是法相唯識學複興的發動者，吏是近代佛教複興運動的首發轫者，正是在他創辦的“祗園精舍”裏，培育出了僧俗兩界弘揚法相唯識的旗幟性人物太虛和歐陽漸(歐陽竟無) 從此法脈浩蕩，欣欣向榮，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由居士主持的專弘唯識學的教育機構，最有名的就是支那內學院。法相唯識之說從此走出佛教圈子，在不少高等學府被作爲一門課來講授，被不少學術界人士研究、闡揚。這是自法相唯識學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

　　教界、學界學者不僅在各地研習、講解唯識，校刻、注釋、出版了多種唯識古籍，印行了不少概述唯識學義理的入門書，運用多種方法，對唯識學的源流、傳承、典籍、義理方面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展開了討論爭議，率多從時代潮流著眼，強調唯識應時契機，論證弘揚此學堪以針治時弊。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勁挑戰，他們也依唯識學對西方宗教、科學、哲學予以反擊、批判。歐陽漸的著名講演《佛法非宗教非哲學》即是其中代表性的雄文。

　　幾成千載絕學的法相唯識，在合宜的文化氣候下，得以一度再興，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現代唯識學者懷著文化救國的熱忱，適應時勢，對唯識義理作了較爲明白易曉的闡述，立足唯識學，對西方科學、哲學、宗教等的文化挑戰作出回應，使唯識學盛況空前，在宗教與學術兩大領域大放異彩，在社會多元文化中擔當了重要角色，越出佛教範圍，作爲一種學術思想傳播于社會，對文化繁榮、社會進步，起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唯識學給世人提供了一種安身立命之本，幫助不少人建立起堅強的精神支柱，獲得人生智慧，提升精神境界，其鼓舞向上、安慰人心、平衡社會心理，功不可沒。晚近文化豪傑中，如梁啓超、譚嗣同、章大炎、梁漱溟、熊十力、楊度等，皆曾研習唯識學，其精神、智慧、人格，與唯識學的陶鑄關系甚深。

　　摘自《上海佛教》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