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禅，不能出世。”而此叁者之要在于一心。(《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叁十九)

　　一切哲學，都是在求安身立命、安邦定國的道體，而其間的差異，不過是求道的深淺、廣狹而已。民國建立之後，儒教隨帝製覆滅而喪失了國教的地位。在近代佛教複興運動中，歐陽漸對儒佛的主次關系作了全新的闡述。在《孔佛概論之概論》中，歐陽漸認爲就趨向人生究竟而論，孔學是菩薩分學，佛學則全部分學。根據真俗、體用不二的辯證關系，儒學若無超世出世之精神，則不能排除意、必、固、我之封執；佛學若無入世治世之方便，則流入頑空守寂的小乘境界。因此，佛不礙儒，得佛法而儒道愈精深；儒不礙佛，得儒術而佛法以普被。[8]

　　凡俗的生命之流生生不息，文化的血脈由上承天道、下化人生的聖賢而得以延續。佛教傳入中國後，融入大乘菩薩的救世思想，“士”的弘毅精神和曆史使命感進入更加超越的境界。這可以北宋張載的名言爲標志：“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融于曆史，通于天地，方爲大人。在中國走向強盛的現代化道路中，在對天理良心的呼喚中，佛教的作用日益凸現，已經成爲朝野有識之士的共識。

　　叁、佛教進入主流社會的路徑

　　在物質主義盛行的當代中國，佛教思想有著巨大的對治作用。要真正落實人間佛教的宗旨，必須高揚佛教智慧和慈悲的核心價值，改變目前的邊緣化狀態，進入主流社會和精英人群中，以提升社會對佛教智慧的認知，發揮佛教思想化世導俗的社會功能。

　　中國佛教複興過程中瓶頸現象的存在，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是整個社會衆緣和合的共業。所以我用“涉佛領域”這個詞，表明這不僅僅是佛教界內部的問題，它已經進入公共領域。沖破當今中國佛教的圍牆困境，改變佛教界乃至整個社會的共業，需要一切有志于中國進步的善男子善女人，以“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氣概，爲這個混濁世間注入一股股清流。

　　面對“法不歸位”的現狀，我們提出要爲信仰、政治、學術叁極劃界，達到《大學》中“止于至善”的境界，即定位在各自的社會角色，守住本份而互相提攜、互相製約，以達到和諧妥帖的境界。[9]

　　1、信仰核心：佛教修行人。佛教在社會中的地位，不僅僅是單純強調佛教要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而是強調佛教的主體意識，回到佛教了生脫死、弘法利生的宗教本位上。如果說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佛教界和學術界的這種觀念，還是不常見諸公開報導的微弱訴求，那麼在新世紀，強化佛教的宗教品格和宗教歸屬感，不僅是佛教界自身的要求，也成爲政府宗教管理部門的施政理念。在信仰層圈，漢傳佛教的一批少壯力量，借鑒藏傳和南傳的修學體系，正在探索佛學修學次第，重建製度和禮儀體系。由此從體達用，爲人間佛教在社會的弘揚，打下比較堅實的基礎。

　　2、社會層圈：佛教社會人。佛教存在于士農工商的社會生活中，與政治、經濟各方面發生或順或逆的關系。一方面，社會各界從事佛教事業和活動者，並非都是佛教徒；另一方面，佛教也必須走向社會發揮弘法利生的使命。那麼，佛教的社會角色應如何定位？在組織製度上，明確佛教團體作爲非政府組織的定位，成爲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共識。社會對佛教的需求，使佛教的傳播和教育，沖破了原來僅面向寺院場所和信徒的政策局限。面向社會各種形式的佛教教育蓬勃展開，改善和優化了佛教存在的社會環境。在信仰主體的重建和文化外延的擴展中，社會層圈中的政商力量，對佛教的正面支持也將日益增強。

　　3、文化外延：佛教文化人。從當前社會和文化各界對佛教的需求來看，人間佛教的弘化使命和目標，不僅僅局限在佛教修行人及佛教經營人，而是面對廣大平信徒、佛學愛好者和非佛教信徒，培養造就能轉變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在文化層圈，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爲佛教的思想所吸引和感召，在佛教文化的弘揚中，日益形成佛教教團的屏護，提升著佛教的文化品味，改善了佛教存在的環境。

　　從世界宗教生態環境的大格局下思考佛教的發展走向，爲更多的朝野人士所接受。從目前“鬼打牆”的吊詭現狀，改進爲“佛跳牆”而海闊天空的格局。當今中國宗教發展的不平衡狀態，也催生著佛教醞釀新的弘傳方式。借鑒基督教的傳播方式，汲取臺灣人間佛教運動的成功經驗，已經成爲佛教界內外有識之士的共識。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城市化的過程。佛法是爲衆生而存在的，因此，“都市佛教”成爲新世紀佛教的重要形式。在網絡時代，山林與都市的界限正在消除。山林佛教的可貴，在于清淨神聖的“山林氣”，不是離群索居的逃世。都市佛教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新形式，但不能有陷入紛纭紅塵的“市井氣”。

　　《維摩經·方便品》描繪了維摩诘以佛教信仰爲本位，在社會各界和文化領域的弘化活動：

　　以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禅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

　　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

　　遊諸四衢，饒益衆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

　　維摩诘在上述叁大層圈中的互動，可歸結爲：“重建主體，改善環境；收縮核心，擴展外延。”收縮核心，即確立佛教的主體性和神聖性，並運用統一教會的權威促成四衆弟子對高僧大德的向心力。擴展外延，即按照佛教事業的需要，從信仰層圈出發，向社會層圈和文化層圈拓展，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弘揚傳播。

　　首屆世界佛教論壇主題：“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具有劃時代的哲學革命的意義，恰能對治當前人欲橫流、物質主義盛行的時代病，也最具佛教進入主流社會傳播的可操作性。並從叁個維度闡釋佛教改變世道人心的路徑：

　　心淨國土淨：人與自然的關系。舉凡資源、能源、環境等事關人類生存的緊迫問題，能夠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

　　心安衆生安：人與社會的關系。對于民生、社會穩定、政治體製改革、政教關系，教團體製及居士組織等課題，佛教理應像維摩居士當年“遊諸四衢”、“入治政法”一樣，起到化世導俗的職能。

　　心平天下平：人與世界的關系。評論和平與戰爭、宗教間對話、文明的沖突與和諧等課題。佛教界可以後來居上，提出自己獨特的觀點和立場。

　　四、書院在文化重建中的作用

　　“從因特網到因陀羅網，從知識經濟到善知識經濟。”這是對佛教在新世紀融入主流社會發展的概括。因特網的發展，不僅拓展了佛教傳播的影響範圍，亦改變著佛教自身的發展形態。知識與經濟，這兩種巨大的力量，只有在佛教精神的指引下，才能極大地推動人間淨土的實現。

　　佛教是以改變人心而改變世道的。要讓有力量者更有智慧，有智慧者更有力量。這就需要有更多的社會人群掌握佛教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宣揚真正如理的佛法，從而形成改變世界的物質力量。

　　目前各類民間力量建立起來的各類書院講學機製，成爲當前佛教思想文化表達和傳播的最佳平臺。不僅推動刊物、教材和視聽數據的發展，也醞釀著具有現代管理模式的基金會一類學佛團體的出現，並爲躁動于母腹之中、呼之欲出的佛教大學儲備人才。佛教大學和書院的使命和目標，就是培養造就能轉變世道人心的佛教文化人。[10]

　　1922年，梁啓超在《什麼是文化》的演講中，對文化作了如下定義：“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所謂共業，就是社會群體所造就行爲的共同結果，由此形成我們既定的文化和生活環境。

　　太虛1929年在《文化人與阿賴耶識》演講中認爲，每個人的阿賴耶識與全人類所造之共業緊密相連，由此在時間和空間上延伸擴展，構成“文化的人”的曆史和社會之兩重意義。教育的意義，在于造就莊嚴完美的文化人，這些人必須具有在時間上繼承以往文化，在空間上吸取異域文化，並創新發展，以至無盡未來的長處。

　　歐陽漸認爲教育不應從民之欲望，趨時之潮流，應辨明教育的根本目的：

　　教育不以興國爲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爲人之量爲的。國可亡，天下不可亡，明不可失其所以爲人耳。[11]

　　要在一個義利不辨、師道不行的時代和社會，確立師道的價值。傳授舍生取義之教，而非以“衣食住爲業，發展維持強權爲業，物質爲業，人生日用支配爲業。”然而，現實卻往往是使教育陷入名利場中，“師無其道，猴沐而冠，潮流所趨，又易以藝，梓匠輪輿，計功而食，販夫鬻婦之場，叫囂爭鬥不止，陵夷至于今日也！”[12]

　　從太虛和歐陽漸的論述可知：文化乃人類共造之業果，人不能離開既定的環境和條件而隨心所欲。“共”的環境，體現爲無數“不共”的個人行爲。人類“恒”而“共”的社會曆史，實由特立獨行的“不共者”所引導而轉動。故傑出人物所造的向善別業，可以推動改變衆生的共業，從而推動時代的進步，改善社會的環境。

　　由此可見，書院這類文化教育機構，是佛教沖破當前“圍牆困境”，進入主流社會和精英人群的平臺。以舍生取義的豪傑之教爲前提，培養立志辦道的佛教文化人。

　　(作者爲上海複旦大學教授，本文爲上海玉佛寺2012年12月7日召開的“當代佛教與文化繁榮”學術研討會論文)

　　【注　釋】

　　[1]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2010年7月11日在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稱，大陸景點觀光費用非常高。在他看來，寺廟等曆史景點和黃山、張家界、九寨溝等自然景區，要麼是老祖先留下的，要麼是自然創造的景色，是中華兒女共同享有的，不應收取高額門票。在臺灣，景區往往是低收費甚至不收費的。

　　[2]《關于“寺院與景點門票收費”的座談會的紀要》，刊于東林寺《淨土》，2010年第5期。

　　[3]王雷泉：《君子素其位而行》，《佛教觀察》第八期卷首語(2010.01)。

　　[4]筆者曾撰文提出：土豪劣紳勾結僞劣僧對廟産巧取豪奪，將成爲非常嚴重的問題，而它對佛教的破壞將是致命的。此處所謂“廟産”，是指廣義的作爲佛教教團這一主體所擁有的一切有形的物質財産和無形的知識産權。廟産掠奪者，盜用的是釋迦牟尼的品牌，占領的是佛教未來的發展空間。(《世紀之交的憂思──“廟産興學”百年祭》，《佛教文化》，1998年第1期)

　　[5]王雷泉：《佛教在新時代的社會化和組織化》，《法音》，2009年12期。

　　[6] 附表：

　　[7] 王雷泉：《湧泉猶注，寔賴伊人：道安之“動”與慧遠之“靜”——一個佛學研究者的手記之叁》，佛教觀察博客，ttp://blog.sina.com.cn/s/blog_6025ebd50100gz10.html。

　　[8]王雷泉編選：《悲憤而後有學——歐陽漸文選》，上海：遠東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2011年修訂再版。編選者序《悲憤而後有學》，刊于《佛教文化》1996年第2期。

　　[9]《君子素其位而行》，《佛教觀察》第八期卷首語(2010.01)。

　　[10]王雷泉：《佛教大學與佛教文化人》，《宗教問題探索》2007年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12。

　　[11]《致章行嚴書》，王雷泉編選：《悲憤而後有學——歐陽漸文選》，上海：遠東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2011年修訂再版。

　　[12] 《支那內學院院訓釋》，同上。

《中國佛教走出圍牆困境及進入主流社會的路徑》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