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喜舍，成就未來

　　◎釋永信

　　佛法中，布施是針對貪心提出的。

　　先講一個小故事：古時候，有個農民在自家地裏耕地，意外地翻出一個金羅漢，足足有幾十斤重。家裏人及親友、鄰居都爲他高興，說這輩子再也不用操心吃喝了，再也不用風吹雨打太陽曬地幹活了。

　　可是這個農民卻悶悶不樂，整天愁眉苦臉地想心事。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追問他到底爲什麼苦惱。問了很久，這個農民終于開口了：“我一直在想，這羅漢應該有18個，可我現在只拿到1個，那麼還有17個金羅漢會在哪兒呢？”

　　聽完這個小故事，大家可能都笑了，笑這個農民如此貪心。

　　如果細讀佛教經典，並結合自己的修證體會，我們不難發現：布施本身不是目的，布施的目的在于通過布施達到淨行淨心。如果把布施僅僅視作助人爲樂，從布施行爲中獲取一份自我滿足，內心安甯，那麼，這種布施仍爲俗趣。

　　我們的禅宗達摩祖師與梁武帝相會交談不契的公案，就是圍繞布施這個題目展開的。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公元527年)，達摩祖師泛海經廣州至建業，會梁武帝。梁武帝是當時有名的佛心天子，崇尚佛教，大興土木，建造寺院，廣賜度牒，剃度僧尼，並且自己叁次出家，以身侍佛，均被臣子重金贖回。他想到自己爲佛教做了如此廣大的布施，所以問達摩祖師有何功德。沒想到達摩祖師嚴肅地回答他：沒有功德。梁武帝急了：爲何沒有功德？達摩祖師說：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善因，不是實相。梁武帝問：怎樣才是功德？達摩祖師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由于與梁武帝相談不契，達摩祖師遂一葦渡江北上，後卓錫于少林寺。

　　這段公案很清楚地說明，停留在世俗水平上的布施，爲布施而布施，不是真正的布施，這種布施沒有“實相”。怎樣的布施才具有“實相”呢？我認爲，說得通俗一點，布施爲了對治貪心，爲了修行淨心，爲了體證世間萬物的空性。布施是外在的，布施者的修行功夫是內在的。

　　事實上，有實際修行經驗的人都有體會：修行的過程，也就是增長智慧的過程。

　　在這裏，我要特別說說“舍”字。舍心的培養在具體修證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舍心與布施關系非常密切，是表裏關系，是一體的。但是不少人對這兩者的關系不了解，甚至錯解，一方面對佛教倡導的布施善舉深表歡迎和稱贊，另一方面又認爲佛教消極厭世。實際上，佛教的“厭世”不是消極的，不是逃避式的心理厭惡，而是對世俗生活覺醒後，即體證世間萬事萬物空性過程中對世俗生活的超越。佛教的“厭世”，對世俗生活的舍離，恰恰最能體現出佛教徒對于人生積極向上的態度，是不斷超越自己的珍貴品質。

　　正是這個意義上，相傳唐太宗曾感歎：“出家修行乃大丈夫之行，非王公將相所易爲。”

　　如同我們做事要“抓大放小”一樣，修行者在修行過程中也有個“抓大放小”的過程。所謂“放小”，就是放棄、舍離人生中不重要的那些東西，比如舍棄世俗生活中的那些小惠小利，舍棄狹隘的自以爲是，一己之見，等等。所謂“抓大”，就是抓住人生生死頭等大事，覺悟人生，了脫生死，成就道業。現在我們都非常仰慕高僧大德，這些高人之所以高，就因爲他們洞徹人生，舍離世俗生活。

　　所以，決不能把菩薩簡單看成是一個樂于助人、聞聲拔苦的大好人，菩薩更是一個洞察人生、宇宙實相的大智人，他們始終明了，布施具有的福慧功德，可幫助你在修行路上不致迷失大方向。

　　少林寺自古就以正信正氣、爲國爲民作爲入世道德和人格理想，曆史上經常會做打開糧倉、接濟災民的善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繼承光大少林寺的優良傳統，每年都積極配合政府開展扶貧、救災、幫助解決殘疾人困難等慈善事業。開始做得很零碎：幫群衆打井，送米送面，給希望工程捐款，給交通不便的地方修路等等。我想，這種撒胡椒粉的方法，做過也就做過了，不會沈澱下來，沒有章法，更沒有規模，少林寺應該要把這種善舉，當作修行，當作事業來做。

　　于是，在1993年，少林寺成立了少林慈善福利基金會。主要做好這幾方面的事：

　　一是少林寺和河南省慈善總會聯合發起並組織實施了“千名孤兒救助”慈善救助項目，以救助在河南省境內19個縣1039名孤兒。在這些孩子中，有一些孩子的法定監護人或病或殘、家境困苦，幾乎無法生存。其中最小的只有4歲，最大的不過15歲，他們的父母因不同的遭遇都離開了人世，孩子們無依無靠，貧困使他們生存和讀書的願望成了奢想。從2003年起，少林寺向這1039名孤兒每年提供560元人民幣救助金(其中包括學費、生活費用等)以及日常用品和學習用品，以解決他們的生存與讀書所需，直至他們到18周歲。

　　我把這種善事稱爲“慈悲喜舍，成就未來”。

　　2004年，少林寺建立了少林慈幼院，計劃分批收養100名這樣的孩子，以幫助他們度過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孩子們在慈幼院除了無憂無慮地享受本地最好的教育外，還可以學習少林的武、醫等特色課程，最終成長爲正直、勇敢、有愛心的人。目前，第一批50名孩子正在慈幼院生活學習，今年我們再准備收養50名孩子，這樣就達到了100名。少林寺特別委托登封市最好的學校商埠街小學來教導孩子們完成小學學業，同時還組建專門的管理班子負責慈幼院的傳統文化教育和日常生活管理。平常他們在學校生活，星期天、寒暑假回來慈幼院，少林寺就是這些孩子們的家。

　　這樣做，其一，有效解決了善款發給誰、如何發、如何管的問題，做到公正、公開、規範；其二，與本地最好的學校合作，他們擁有最完善的師資力量，讓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學、讀書，有效解決了孩子融入社會，以及教學質量保證等問題；其叁，少林寺師父親自帶班、當好大家長，成功解決了孩子人格、心態、心靈、價值觀、人生觀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這些孩子整天在一起，互幫互愛，情如兄弟姐妹，也激發了孩子的感恩心、奉獻精神和責任感；培養起無我、大愛的人格。

　　二是積極開展慈善國際交流。2005年，國際著名慈善組織“解放兒童”的創始人、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馬克·柯伯格率團訪問少林慈幼院，並與少林寺建立協作關系。少林慈幼院還和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慈善機構開展了廣泛的學習、交流和合作。

　　叁是關注社會慈善事業。汶川地震，我們派了一支僧人醫療隊去汶川一線，送醫送藥。後來鳳凰衛視在四川發現他們的身影之後進行了報道，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同時少林寺向四川捐款捐物一百多萬。玉樹地震，正好趕在少林傳戒法會期間，所以沒有派僧人醫療隊過去，通過河南慈善總會捐款23萬多。自發起創立少林寺慈善基金會以來，少林寺累計慈善捐款超過4000萬元，這些年，平均每年用在慈善事業的經費在300萬元左右。

　　“文革”後，少林寺在一片廢墟上恢複重建，由幾間破爛不堪的房子變化成今天這個樣子。建設的錢從哪裏來？政府補貼有限，少林寺又沒有大居士，當地信徒捐贈也不多，靠什麼？就是靠省吃儉用，現在的經濟來源主要還是靠門票。

　　很多人都認爲佛教有錢，其實佛教界的窮廟很多。即使如此，少林寺作爲一個大廟，一個有影響的廟，我們也得承擔起做好慈善事業的社會責任，以此促進僧人更好修行。

　　我不僅是個寺廟的方丈，還是一個人大代表，不僅自己要多做善事，還要推動整個社會多做善事。在2010年的人代會上，我經過調查學習，提出了“應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促進法》立法進程”的議案，我認爲，我們國家需要一個完備的慈善法來代替捐贈法。

　　如今社會的經濟有叁次分配，包括收入分配，上交稅收分配，再就是通過做慈善來分配。我看，在發達國家這方面的法律非常完整，我們也需要有個完整的法律來推動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

　　其實現代意義上慈善，並不是我們出家人分內的事情。少林寺做慈善事業，是爲了體現佛家的慈悲，更多是爲了向社會倡導佛家的慈悲，引導和激勵全社會的信徒發慈悲心，做慈善事。這也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體現。我們做慈善的初衷就是爲了抛磚引玉，是爲了起到一個引導和啓迪的作用，讓更多人關注慈善事業。我想，如果能夠通過我們的行爲，來倡導佛家的慈悲精神和濟世理念，豈不是會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利益和好處？當然，我們所做的比起政府和大的慈善機構，還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