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不對，馬上不知用了甚麼才把我的手移離電插口。在我埋怨一番後，友人誓神劈願地說：“沒騙你，我真的親自試過了而沒事！”。那個年代的電力供應是斷斷續續的，現在想來當時友人在試驗時可能正適逢電力中斷，他才以爲自己觸電而沒事。在當年的生活中，像這類的無聊事便是我們唯一的消閑娛樂！由現在回想當年，我們兩人也的確既無聊又愚笨。如果運氣差一點的話，我或許當年便已命喪當場。
在一九六零年的藏曆新年，布達拉宮中的達賴喇嘛辯經侍讀師查傑仁寶哲師父(原大藏寺僧人，在拉薩色拉寺時期我曾向他學法)在政府批准下來到拉薩市區，又特別召見了我。仁寶哲命我爲他把脈，我起初不肯，但在他堅持下我只好從命。一把脈之下我大吃一驚，師父手上完全沒有脈像，一摸之下便就像爲死屍把脈一樣。我急請老師進我的房中，正欲馬上修怖畏金剛法，老師卻說：“不必了！我對生死自有把握！現在我將往生香巴拉淨土，你在我死後修一座度母四曼荼羅儀軌便可！”。我問老師：“師父你還會轉世回來嗎？”，老師答：“暫時不回來了！我准備在香巴拉淨土住上一段日子！”。在見面後，政府派了馬車送仁寶哲往羅布林卡(達賴喇嘛的夏宮)，隔了沒多久便傳來師父圓寂的消息。在師父圓寂後，中國黨政府倒給予了算是很高的禮遇，不但讓許多僧人參與悼念法會，更派了漢族幹部前往致祭。
在勞動期間，有一天我們一衆五十人在掘土時，見到荒野中有一個祭祀土地公一類之小祭壇。我們的小組領導賈波便喊起口號：“這是舊社會封建迷信！別害怕！讓我們打倒迷信！”，便率衆砸了祭壇。在破壞壇基時，地下跑出了一只巨型的蠍子，大家都心感有異。領導大叫一聲：“去死吧！”，便用鐵鏟把它當場打扁了。當晚，賈波突然害病，痛苦地慘叫了良久。後來，他更在哀號：“仁寶哲！仁寶哲快救我！”。在此之前，賈波從未以“仁寶哲”尊稱叫過我一次，但這時他眼見自己必死無疑，便又相信佛法之力量了。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下，我如果爲他誦經，便會被視作搞封建迷信，下場會十分慘。在賈波求救之初，我只推說不懂修法及不搞宗教法事，但他苦苦哀求。到後來，賈波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身體更開始變冷，看來是快死了。我心想：“如果現在修法救他，我自己恐怕會惹上極嚴重的麻煩！在這個年頭，搞“封建迷信”是會沒命的！但我們僧人天天念要救度衆生，難道見死不救嗎！”。我在思想掙紮了一陣後，便豁出去了，馬上便燃香修對治的法門。沒多久後，賈波便沒事了。這修法之靈驗，可能是源出于佛力及我真心不顧自己安危而欲救他的真誠發心之力，而並不是我個人有甚麼神奇的法力足能起死回生！
在第二天早上，可幸地並沒有人告發我，而賈波也並沒有反面忘恩，反而對我變得很友善。他建議我向他告病假，然後便可去拉薩(當時小組在郊外長期勞動)渡假休息，我如他所說地交上了請假信，他便批淮了病假。在到了拉薩市時，我便到醫院報到。在隨便安一個病症名堂後，醫生會施一些藥便差遣我離開。在一出醫院後，我便隨手把藥丸丟了，便自己回拉薩的住所。自此以後，我便經常性地請病假，賈波也次次都批准，從此我便不太需要參與勞動了。但在休假時，我卻並非閑沒事幹的，經等，做一位轉世者或反而要天天爲求訪的人偷偷地主持法事及誦一個僧人應做的事。
在一九六零年秋季前後的一天，我在拉薩市一個房子中修供養護法的儀式法事，突然門板傳來“啪！啪！啪！”之打門聲，此時我的心中有一種很難形容的怪感覺。我馬上打開門，向正在行經門前的一位帶女兒的中年女人問：“是你打門嗎？”，她表示只是剛剛路過而否認打過門，我便與這女人聊了起來。這女人名叫“巴桑”，是來自一個叫“帕裏”之邊境小鎮的富戶，我現也忘了她當時爲了甚麼事才來到拉薩。她向我布施了一些酥油。酥油本來是藏人日常的必需食品，但當時我已幾近兩年沒吃到它了，我頓時眼睛如見黃金。在她向我頂禮及布施後，我不知從哪來的念頭而直接地向這個陌生女人說：“你幫助我去印度好嗎？”。早在近兩年前，有大批藏人跑到印度，我當時聽說在印度的人可以繼續做僧人和學佛，所以我對出走印度求學早已興念，也曾與前述那位甯瑪派轉世者友人商量過許多次，但卻從未有過具體的計劃或行動。我這時沖口而出的要求，不單使這陌生人呆在當場，就連我自己至今仍不明一向少話的我當時怎麼如此唐突。在當時火紅的年代中，我和這女人心中都知道得清楚，協助我這位陌生人可能會令她家破人亡。女人呆坐了十分鍾，在這當中我們兩人誰也沒說一句話，然後她打破了沈默低聲地說：“明天來找我吧！”。我當時並估計不到，她的這句話改變了我的一生，也爲她後來帶來了極大的苦難(在後來的文革時期，巴桑因爲曾協助我出走而遭批鬥，背骨被打斷了)。在那時的時勢氣氛中，一個正常人不可能爲另一個陌生人作出她那樣的冒險決定，也不可能提出我所提出的唐突要求！叁次的神秘打門聲、我失常的要求及巴桑毅然的決定，顯然又是護法冥冥中的安排(在後來的日子中，每當我在修持退心時，我便會這樣想：“我的命不屬于自己，是護法令巴桑拼了命、受了大苦而換來的，這必定是爲了要我好好修持及弘法的目的。如果我對佛教不能作點像樣的貢獻，恩人的苦便白捱了！”。每當這樣想時，我便很自然地含淚收拾心情，重新又投入修持及弘法中)。
在巴桑答應後，我便馬上往訪甯瑪派友人，邀他一同出走，但友人說：“唉！我家人都在這，現在暫時是走不了的！”。在一周後的一天(一九六零年藏曆七月底)，我在大清早先去了大昭寺告別佛尊，然後便與巴桑一起離開拉薩。在這以後，我再沒見過這位甯瑪派友人一面。在七十年代文革中，友人被拉到大昭寺前槍決，同時被槍斃的還有另外六個人。我的年紀、背景身份及性格與這個好友很接近。如果當年我沒有出走的話，想來大昭寺前的屍體極可能就是八具了。
由拉薩至帕裏，我們一共用了叁天坐車前往，途中在後藏劄什倫布寺停了一晚，順便也朝禮了該寺及江孜佛塔。
帕裏是鄰近印度錫金(但當時錫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一個西藏邊境小鎮，鄰近便是亞東鎮，這約有五百戶人家。巴桑的家族是當地的富人，一向以來是著名的卓摩格西仁寶哲的施主，家中也接待過赤江仁寶哲及薩迦派法王薩迦崔仙等大師。在我到達時，帕裏是個冰天雪地。巴桑在回家後便開始生病，身體近乎癱瘓。我作爲一個受恩者，便在她家中住了叁個月，天天爲她誦經修法，後來她慢慢便複原了。在藏曆十月廿五宗喀巴紀念日，我到了附近的一間寺院朝禮，順道也應求而爲巴桑作祈願及供養。該寺的日常法會當時已中斷兩年。由于當天是宗喀巴紀念日，寺中的老僧一再要求我率衆修誦宗喀巴祖師會供，我心中雖感到危險，但也勉爲其難地答應了下來。我們燃點了叁百盞油燈，很認真地舉行了法事。在法事後，當地的地區幹部來寺查問：“你是哪的人？來這幹甚麼？是不是搞宗教崇拜？”，我答說：“我是來泡溫泉療病而已！”。在查問一番後，幹部便放我離開。在寺院附近的村屋中睡至半夜時，我越想越不對勁，便與巴桑的弟弟連夜走路回到帕裏鎮。我在淩晨四點到達帕裏巴桑府，甫一坐下尚未喝上一杯熱茶，便有軍人上門查問巴桑。他們似乎已猜到我的轉世者身份，而且又收到風聲說我曾在附近寺院主持法會。巴桑堅持說我只是一個老朋友，又力證我已不失所蹤，軍人便只好收隊離開。
由于當地已開始注意上我這個外來者，鎮上居民又開始在紛紛討論我的失蹤(我當時藏痔巴桑家中)，我眼見情況不太妙，一周後便動身跨越邊境，行程是要翻過喜瑪拉雅山脈到山對面的印度。
我換上了喬裝用途的衣物，與一位老僧人隨同趕騾的邊境商人上路。在路上，我們不斷聽到別人談及“失蹤的喇嘛”之傳聞。由于局勢不妙，老僧便與一龑騾商先過境了，我則在路上躲了幾天。在幾天後，我穿上了破衣，面部塗上炭灰，帶佩柴刀及繩索喬裝爲樵夫上路。在行至第二天，我到達了印度邊境，印方邊境守衛問我：“聽說近日在邊境的另一邊正嚷要尋捕一個有點名氣的喇嘛，這可能就是說你吧？”。在我承認身份後，他們便予以通行。我在長歎一口氣後，踏上了印度的領土。這時候，我身上只帶一副望遠鏡、一袋加持過的石粉(這種石粉可供修過禁食閉關的行者食用)、一向永不離身的一尊釋迦牟尼佛像及一本沈重的古本《菩提道次第廣論》。
第六章──印度歲月
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我到達位于印度邊境的甘托克鎮(Gangtok，當時屬錫金王國領土)。這個地方與西藏的民風及氣候差不遠，其居民中有不少也是藏族。我在一個尼泊爾人家中住了近一個月。這個人年約四十五歲，從很年青時他便修持甯瑪派的法門。他對我很友善，常以很好的食物提供給我。在這個月中，由于可自由地穿上僧袍和修行，我感到兩年來未感受過的輕松自在。
在一九六一年藏曆年初四，我啓程往印度孟加拉西部的噶倫堡(Kalimpong)，車程要一整天。噶倫堡鄰近以産茶著名之大吉嶺(Darjeeling)，位于喜瑪拉雅山腳。這裏雖屬印度領土，但自古已多藏族聚居，這年代又有更多來自西藏的人湧至，所以在這的生活便與西藏一樣。我在噶倫堡有父系的親戚，在到達後我便暫住在他們的房子中。
在噶倫堡的日子中，因爲我長相像漢人(我也的確有漢人血統)，又常常面露歡容，與絕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因政治理由而出走之藏民的愁容産生了對比，以致有些人總暗中懷疑我是中共派往的間諜人物，這使我在歡喜中也有少許感到委屈。在此時期，我一度興起報名入讀英式學院的念頭。在參見一位以與護法有密切宿緣著稱的法師時，他卻表示…
《浪丐心淚──大藏寺祈竹仁寶哲自傳》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