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則”看中山先生因明情懷

　　作者：賈旭濤

　　因明是印度邏輯的精髓，是世界叁大邏輯思想源流之一，其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邏輯的發展起到的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成爲因明的第二故鄉，本文僅就孫中山先生爲何用因明詞彙“理則”來譯西方邏輯，初步推測孫中山與因明之情懷。

　　一、 中山先生評邏輯譯名

　　今天我們所使用的邏輯一詞，是對西方logic的音譯。盡管中國古代也有著豐富的邏輯思想，如春秋戰國時期由名實關系的討論而形成的“名辨之學 ”，然而系統的邏輯理論特別是高度形式化的邏輯抽象則是由西方邏輯學理論傳入才開始的。最早傳入始于明末李之藻所譯《名理探》(即亞裏士多德的《辯證法概論》)，此後叁百年間邏輯學在中國逐漸被傳播開來，尤其是清末嚴複所譯《穆勒名學》和《名學淺說》對西方邏輯進行了系統介紹，並且在各地舉辦邏輯講座，它喚起了國人對邏輯的極大興趣，使邏輯學成爲對近代中國影響巨大的西學之一，也掀起了東西方邏輯比較研究的熱潮。二十世紀初留日學生胡茂如翻譯了日本人大西祝原的《論理學》(日本稱logic爲論理學)成爲國人追捧的對象，此後影響頗大的邏輯學譯著還有王國維的《辯學》，但由于譯者文化背景不同、采用的翻譯方法各異(直譯、意譯、音譯)，對logic這一學科該譯何名存在爭議，先後出現“名學”、“論理學”、“辯學”、“形名之學”、“名理學”、“名辨學” 、“理則學”、“邏輯學”等，二十世紀叁十年代後逐漸通用“邏輯學”(章士钊是中國第一個使用“邏輯”一詞之人)。偉大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也在這場譯名爭論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一篇有關的文章中認爲，上述這些概念都有著自己的研究領域，即使是用“邏輯”也與該學科存在著很大差距或是說他們只是logic研究的一部分，用部分去代替整體顯然是不可取的。其原文如下：“文理爲何

　　即西人之邏輯也。作者于此姑偶用“文理”二字以翻邏輯者，非以此爲適當也，乃以邏輯之施用于文章者，即爲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學用于推論特多，故有翻爲“論理學”者，有翻爲“辨學”者，有翻“名學”者，皆未得其至當也。大推論者，乃邏輯之一部，而辨者，又不過推論之一端，而其範圍尤小，更不足以括邏輯矣。至于嚴又陵氏所翻之《名學》，則更爲遼東白爾也。夫“名學”者，乃“那曼尼利森”也，而非“邏輯”也。此學爲歐洲中世紀時理學二大思潮之一。其他之一名曰“實學”。此兩大思潮，當十一世紀時大起爭論，至十二世紀之中葉乃止，從此名學之傳習亦因之而息。近代間有複倡斯學者，穆勒氏即其健將也。然穆勒氏亦不過以名理而演邏輯耳，而未嘗名其書爲“名學”也。其書之原名爲《邏輯之統系》。嚴又陵氏翻之爲《名學》者，無乃以穆氏之書言名理之事獨多，遂以名學而統邏輯乎？夫“名學”者，亦爲邏輯之一端耳。”①(建國方略)上段引文系統的闡述了中山先生否定此前邏輯的種種譯名不妥之處，爲此中山先生提出將logic意譯爲“理則學”，贊同者頗多。直至今日，我國臺灣地區仍然以“理則學”作爲邏輯學的官方學科名稱，一方面表現了對中山先生的愛戴，另一方面也表明“理則”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存在的合理性。

　　二、 “理則”譯名與因明

　　爲什麼孫中山先生提出將logic意譯爲理則呢？中山先生自己的解釋是“然則邏輯究爲何物

　　當譯以何名而後妥？作者于此，蓋砍有所商榷山：凡稍涉邏輯者，莫不知此爲諸學谙事之規則，爲思想行爲之門徑也。人類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而中國則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爲當譯之爲“理則”者也。夫斯學至今尚未大爲發明，故專治此學者，所持之說，亦莫衷一是。此外學者之對于理則之學，則大都如陶淵明之讀書，不求甚解而已。 惟人類之禀賦，其方寸間具有理則之感覺，故能文之士，研桔構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則元不暗合于理則者，而其造詣之道，則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②中山先生認爲“理則”的提出完全是出于對西方logic這門學科本質含義的理解及中國語言表達的准確性追求。

　　“logic”的詞源“logoes”的基本詞義就是言辭、理性、秩序、規律，其中最基本的含義是“秩序”和“規律”。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邏輯”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裏共有四種解釋：1、事物的規律”，如“自然的邏輯”2、某種理論觀點，如“哲學家的邏輯”3、思維規律，如“說話要講究邏輯”4、“邏輯學”。 我們把邏輯作爲一門學科所使用的正是邏輯的第叁種解釋，即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科學。孫中山先生在邏輯譯名一文中認爲邏輯學是“思想之門徑”、“諸學之規則”，我們可以從中概括出“思想規則”，而思想規則正是思維規律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即理則就是思想規則。那麼用這兩個字翻譯邏輯是非常可取的，而且用“理則”來表示這門學科很可能就避免了“邏輯”一詞的其他解釋，更符合logic的本意。

　　漢語“理”字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有了豐富的含義，從治玉的本意到治理、治療、文理、條理、官吏、星象等等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用語中，而且隨著古漢語的發展，內涵豐富的“理”還成爲中國古代哲學的專門術語，宋代程朱理學將“理”的含義發揮到極致。關于邏輯譯成“理則”一事我們最爲關心“理”的“准則”、“規律”和“條理”等方面的含義，即把“理”解釋爲是事物的條理或事物的內在規律。在《易經· 馨辭上》“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中“理”爲道理、法則之意；在《荀子·正名》“形體色理以目異”中“理”爲文理、條理之意。這些文獻表明“理”已具備條理、規律的含義。而同樣內涵豐富的“則”字，作爲實詞本身含義就是“規則”，“條理”，“法則”。如《詩·大雅·烝民》“天生證烝民，有物有則。”《管子·形勢》“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中的“則”字都爲“規則”、“法則”之意。孫中山先生用“理則”在文字准確性上無可挑剔。

　　筆者認爲隨後的墨家邏輯又將 “理”賦予了邏輯的色彩，如墨辨“故、理、類”中的“理”既有推理之意。《墨辯·大取》中有：辭“以理長……今人非道無所行，雖有強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這裏的“以理長”可理解爲，立辭的過程要依據一定的准則、規律進行推演。說明了必須認識立辭中進行邏輯推演的准則和規律。這些准則和規律約當于理。“以理長”，可理解爲依據這些准則和規律進行推演。用“理則”翻譯西方邏輯可以折射出中國邏輯的思想內涵。

　　“理則”出于因明？！“理則”二字聯用古今鮮有，漢語大辭典1989年版收錄“理則”詞條的最早出處是孫中山文集之《建國方略》。顯然“理則”在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裏均不是一個詞語，至少是在孫中山先生爲邏輯譯名“理則”之時。那麼孫中山先生又是怎樣知道“理則”一詞呢，是中山先生自己領悟到的還是中山先生博覽群書竟讀過唐代居士呂才的《因明注解立破義圖》序言或是曾對因明有過較爲深入的研究？因爲這個詞語首次被聯用不是始于孫中山先生。據考，早在唐代，居士呂才在《因明注解立破義圖序》中，談到因明的重要性時說：“理則包括于叁乘，事乃牢籠于百法，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生不能窺其奧，遊之者數載不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③這可能就是“理則”合用的最早出處。我們發現呂才居士此段與孫中山先生爲邏輯譯名“理則”一段“然則邏輯……其何由也”(見第二部分第一段筆者注)所述極其相似。猜想中山先生曾讀過呂才的《因明注解立破義圖序》。

　　這也可能是呂才在玄奘帶回因明後就開始了中印邏輯的比較研究，並且從中國邏輯的本質出發來概括印度因明的精髓，即將因明的“宗、因、喻”概括爲“理則”。我們把《墨辯》與新因明進行比較，不難發現“辭、故、理、類”相當于因明學中的“宗、因、喻”。譚戒甫在其著《墨辯·軌範》文中談到“以喻支又分理喻(即喻體)事喻(即喻依)之故。今理事二喻即與理類二物同,而宗與辭同,因與故同,則二者可謂大同。”當代學者張盛彬提出的“墨家後學提出立辭之“叁物”,增加“理”,“理”相當于喻體,這一演變過程也與古因明到新因明的演變相類似。”兩位學者的觀點深化了中印邏輯的共通性。

　　可見“理”是推理的重要環節也是墨家邏輯和因明相通之處，呂才用“理則”概括因明是准確的，孫中山先生很有可能也對此主張表示認同。他早已看到邏輯的世界性、全人類性的特點，用“理則”不僅在詞義上符合邏輯學的內涵，而且還成爲聯系印度因明和中國邏輯的紐帶。

　　叁、 中山先生與因明

　　“因明是邏輯學、知識論和論辯學的共生體，其中最有學術價值的是邏輯論，故被推崇爲世界叁大邏輯起源之一。”④是自唐朝玄奘西天取經後，在中國大地廣泛傳播的佛家經典論著，曾在唐朝掀起過學習的高潮，其豐富的邏輯思想也成爲中國古代邏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呂才提到的“理則”一詞包含了中國邏輯的豐富思想，成爲因明的專有名詞。孫中山先生對邏輯的“理則”譯名，很有可能就出自對因明的了解。

　　孫中山先生作爲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一生博聞強識，涉獵的領域寬廣，對佛學多有接觸，曾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動期間，認識與結交了許多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和朋友，如宗仰上人、太虛、虛雲等人，這些大德高僧有的就是研究因明的專家，如太虛大師曾師從楊文會學習唯識宗和因明，曾著有因明專著數本，並且青年時代的“革命和尚”太虛就與孫中山先生交往甚密，他們坦誠相待，彼此交流思想，這期間孫中山先生可能受其影響，接觸了大量的因明思想。

　　當然孫中山先生的因明情懷是與時代潮流分不開的，由于楊文會、譚嗣同、梁啓超、歐陽漸、章太炎、熊十力等仁人志士的努力，唯識學在清末得以複興，因明也因窺基大師的《因明大疏》回傳而成爲當時有識之士研究的熱點。“在唐代，唯識與因明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兼弘因明成爲慈恩宗的一個特征”，“隨著法相唯識學的複興，因明也隨之而複蘇”。⑤這股因明熱出現也是有其內在原因的：“唯識宗中的辯證法因素、邏輯思辯方式,使人耳目一新,因而對當時救國興邦的仁人志士有一定的吸引力。”⑥當時的先進分子如嚴複，章太炎，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人都曾研究過因明，他們不僅在學術上著述立說闡釋因明理論而且還運用因明中的邏輯思想的做爲闡發自己革命觀點的有力武器,並使其成爲革命黨人的基本素養，而同樣作爲時代先鋒的革命家、政治家的孫中山先生不可能不受這股思潮的影響。例如章太炎的因明研究功底十分深厚，在中印邏輯的比較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而孫中山先生曾與章太炎並肩作戰，成立社團、創立刊物，交往密切，因明話題很可能被他們所談及。孫中山先生在日本傳播革命思想聚集留日學生，不只因爲他的叁民主義，更因爲他能言善辯與他們有著共同的話題，作爲顯學的因明很可能就是他們的共同話題之一，如胡茂如在其《論理學》一書中曾有專篇關于因明及其與西方邏輯比較的內容。留日學生鄒容在獄中曾讀過章太炎送的《因明入正理論》。再有，對因明不僅有過研究而且還是因明複興功臣的梁啓超在流亡日本期間也與孫中山先生交往甚密，曾有相見恨晚的感覺，這些時代的先知先覺者無不學習因明，同樣是時代領袖的孫中山先生不可能不了解因明，很有可能因明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時尚話題。

　　除了談論因明外，運用因明更爲重要。中山先生傳播革命思想的過程就是與人論辯的過程，通過自己嚴密的論證駁倒對方從而達到傳播革命思想、改變封建觀念的目的，這正是因明最有價值的地方。中山先生對因明的了解或熱愛我們也許還能從其親密戰友和追隨者胡漢民先生那裏找到一點證據。胡漢民在其所寫的《孫文學說寫稿經過之發現》一文中曾指出孫中山先生做文章用的邏輯方法不是西方的叁段論而是因明方法，特別是“喻”的方法，“喻所以破他”。我們在讀孫中山先生的演講、著作時經常看到他運用類比等形象論證的方法，有時他也總是因事設喻，緊扣論點，設喻說理的地方很常見，往往鋪排一大篇，使枯燥的論理變得有趣。如中山先生在論證邏輯的譯名不應爲“名學”、“辨學”、“論理學”……時所用的“呂宋島一例”就是用比喻的方式來論證觀點，這就是因明法所用的“喻”。臺灣水月大師在其《因明文集》中也曾談到：“在他的演講中，不僅好多地方是用“喻”來說明，使人易于領悟，即在他的《孫文學說》一書中亦便引了“飲食”、“用錢”、“作文”等十項比喻來說明知難行易學上的道理”⑦這體現了孫中山先生已將因明知識作爲自身素養的一部分。

　　結語

　　因明作爲佛家邏輯在中國傳播已有一千多年的曆史，它所具有的工具性、實用性早已被前人所熟稔。隨著上個世紀初因明研究高潮的興起，使得因明學成爲當時社會的顯學，僧俗共賞，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因明的學者和相關著述。此時中山先生用“理則”這個與因明有著深厚關聯的詞語譯名邏輯，自然使我們聯想到中山先生可能懷有的因明情懷。

　　［參考文獻］

　　①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5

　　②孫中山 《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5

　　③大正藏卷五十，262頁

　　④姚南強 《 因明的曆史發展及其貢獻》，《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11月 72頁

　　⑤鄭偉宏 《因明在近代的複蘇與弘揚》，《法音論壇》2002年第12期》19頁

　　⑥何　磊 《唯識宗在中國近代興起原因探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1999.6)43頁

　　⑦水月大師 《因明文集》，《水月全書》第一冊 智者出版社 318頁

　　(8)劉培育 《20世紀名辯與邏輯、因明的比較研究》《哲學研究》2001年第3期)15 頁，17頁

　　(9)陳金龍 《孫中山與佛教》，《安徽史學》 2005年第2期)

　　(10)曾昭式　《從先秦文化特點看《墨辯》的“故、理、類”》 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從“理則”看中山先生因明情懷(賈旭濤)》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