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因一行之請，始于資聖寺譯經，譯出《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法》四卷、《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一卷，由東印度婆羅門大首領直中書伊舍羅譯語，嵩嶽沙門溫古筆受。

　　開元十八年(730)于大薦福寺譯出《金剛頂經曼殊室利菩薩五字心陀羅尼品》一卷、《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一卷，沙門智藏(不空)譯語。又于舊《隨求》中更續新咒。十九年之後又譯出《金剛頂經瑜伽修習毗盧遮那叁摩地法》一卷、《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大身咒本》一卷、《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本》一卷、《不動使者陀羅尼秘法》一卷等。所譯經典目錄見後文附錄。

　　不空與鸠摩羅什、玄奘、義淨等並稱爲中國“四大譯經家”，在文化史上影響深遠。不空前後所譯經典，據呂建福《中國密教史》中統計，共一百一十一部，一百四十卷(目錄詳附于後)，以下就史料所載略述不空叁藏的譯經活動。

　　不空早年隨師金剛智譯經，擔任筆受、譯語等職。從印度返國後，在長安、河西等地也有譯事，但並未組織大規模的譯經活動，直至公元755年之後，不空以大興善寺翻經院爲中心，才開始大規模地開展譯事。

　　唐代，不空的大興善寺譯場又與玄奘的慈恩寺譯場、義淨的薦福寺譯場並稱“長安叁大譯場”。公元755年以後，叁藏在此傳法、譯經近二十年，直至圓寂。此寺因此成爲唐密的祖庭之一。

　　不空譯經，先從收集、校勘原本梵夾開始。所譯大批密典的梵本有兩個來源，一是前代大德遺存的梵夾，一是叁藏從天竺、師子國取回的梵夾。

　　乾元元年(758)叁月十二日，不空叁藏上書朝廷：“請搜撿天下梵夾修葺翻譯”。

　　上文所提的寺院，爲玄奘、義淨、善無畏等諸高僧的譯場，都還存有不少梵夾，其中有許多還未譯出，所以叁藏請求搜集修補。另外還請將全國各州縣寺舍村坊遺存的梵夾一並“撿閱收訪”。此時安史之亂尚未平息，全國範圍的搜尋估計並不徹底，但至少對主要地區的大部分梵夾進行了收訪、修補、登記。許多運到大興善寺譯館保存。這次梵夾的集中在前代很少有，在唐代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對譯經事業起到了積極作用。

　　天寶五年(746)，不空從印度帶回“陀羅尼教金剛頂瑜伽經等八十部，大小乘經論二十部，計一千二百卷，”這些經卷沒有進行大規模地翻譯。乾元元年六月十一日，即請求在全國搜尋梵夾的上書叁個月後，叁藏又上書朝廷，說以前取回的千余卷梵經運回長安後未能翻譯、抄寫，請求翻譯，得到准許。

　　不空譯經時，抽調了不少其他寺院的高僧作助手。廣德二年(764)，就從長安及全國各寺抽調了懷感、含光等四十九位大德到大興善寺，這些高僧皆“道業清高，洞明經戒，衆所欽尚，堪爲師範。”

　　不空譯經的費用直接由國家支付，或由王公大臣及地方官吏捐助，如寶應元年(762)鹿阝坊等州都防禦史杜冕曾一次捐助二千五百余貫。

　　如上種種，爲譯經事業創造了良好基礎。

　　在四大譯經家中，玄奘共譯經一千叁百叁十五卷，爲卷數第一。不空則譯經一百一十一部，爲部數最多者。在叁藏住持大興善寺翻經院時期，也是中國譯經史上的最後一個高潮。

　　二、一行祖師的科技成就

　　開元五年(717)，玄宗強行征诏一行祖師入京修訂曆法。當時，觀察、計算天文與使用曆法都是沿用古代的舊方法，錯誤百出。開元九年，一行禅師開始草擬《大衍曆》，至開元十五年(727)完成，首尾達六年之久。這段時期的工作非常緊張。在曆法方面禅師作《曆議》十卷，《曆立成》十二卷，《曆草》二十四卷，《七政長曆》叁卷等，爲草擬《大衍曆》進行文獻准備。另外，還須收集實測資料，製造天文儀器以供使用。

　　爲了測定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行規律，須製黃道遊儀。儀成，玄宗親爲製銘，置之靈臺(天文臺)以測星度。據此，禅師證實了恒星較上古有移動，從而認識到恒星的位置並不恒定的事實。現代天文學稱恒星位置的爲“本動”，西方國家恒星“本動”現象發現于1712年，發現者爲英國人哈雷(Halley Edmond)，這比一行禅師的發現晚了約一千年。禅師又據觀測畫成星圖叁十六張，深得玄宗贊許。

　　接著，禅師又受诏與梁令瓒等製造渾天銅儀。渾天儀創始于西漢武帝時的落下闳。東漢元初四年(117)，張衡將渾天儀改用漏水轉動。漢以後屢有改進，尤其經禅師與梁令瓒的努力才比較完備。鑄成，命名爲水運渾天俯視圖，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官。這具水運渾天銅儀不僅能顯出日月運行的規律，而且可以自動計時，是世界上第一只機械轉動的時鍾。

　　爲了使各個測量點能准確測出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天正午時刻的日影長度和漏刻晝夜分差，禅師發明了一種新的測量儀——“複矩”。測量時，只需將“複矩”直角尺的一邊指向北極，另一邊與懸拉直角頂點的重錘懸線間的夾角就成爲北極地平的高度。“複矩”成爲各測量點重要而簡便的儀器。據《新唐書·天文志》記載，禅師還作有《複矩圖》，可用以確定日蝕的偏全和晝夜的長短。

　　修改曆法，須規定各地不同的漏刻製度，確定各地日影長與漏刻日夜分差，以精確計算出日月星辰的運行情況和發生日蝕時能看到的不同蝕相及時刻。于是開元十二年，一行禅師率領一支經過訓練的測量隊，進行了一次空前的天文大地測量：北起北緯五十一度的鐵勒回纥部，南達北緯十七度的多邑，以黃河爲中心，遍及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襄州(今湖北襄樊)，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和蔚州橫野軍(今河北蔚縣東北)等十叁處。重點是中原大地北起衛河東岸的白馬(今河南滑縣)，南至上蔡，中經浚儀(今開封西北)、扶溝這一橫跨黃河南北的漫長地帶。這次劃世紀的測量，不僅正確計算出了中國各地晝夜不同的准確時間，而且在世界科學史上，第一次較爲准確地提供了地球子午線一度弧的長度，比公元814年回教王阿爾馬蒙的實測子午線要早九十年。據測量結果，還糾正了我國最古的天文算學著作《周髀算經》關于“王畿千裏，影差一寸”的錯誤計算公式。

　　經過這次大規模的實地測算，驗證了南北各地晝夜長短不同的情況，推行各地不同的漏刻製度，從而爲改進曆法提供了科學依據。在此基礎上，一行禅師編成《大衍曆》。這部新曆較爲准確地闡明了地球圍繞太陽運行速度的規律，提出了正確劃分二十四節氣的方法，對科學解釋天文現象，促進農業發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北宋著名科學家沈括也說：“開元《大衍曆》最爲精密，曆代用其朔法。”

　　值得一提的是，一行禅師從太陽運行的快慢情況出發，按照不等的時間間隔，安排二十四節氣，舍棄隋代劉焯所用的“等間距二次內插法”，改用“不等間距二次內插法”來計算相鄰兩節氣間太陽運行的速度，後世天文和曆法工作者沿用一行的內插法公式達五百年，直至元代郭守敬編訂“授時曆”時，才改用“叁次內插公式”。高次內插法也是中國數學所達到的一個高峰。可見一行禅師在數學上的成就，並不遜于他在天文學的享譽。

　　其實，作爲傳承兩部大法的真言宗阿阇黎，科學研究不過是一行禅師的應世方便。禅師從善無畏叁藏譯《大日經》，擔任筆受一職，並根據叁藏講釋而作《大日經疏》，引用大量漢譯經典，結合中國佛學的思想傳統來闡明、發揮本經教理，由此奠定了唐密的理論基礎。史載禅師修證高深，神變莫測，多有神異之事傳聞。禅師身爲一代密教的大阿阇黎，而兼爲世界著名科學家，“科學”與“宗教”統于一身，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叁、弘法大師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

　　大師法名空海(774－835)，十八歲，入京城大學明經科，學習《毛詩》、《尚書》、《左傳》等經史，作《叁教指歸》叁卷。二十歲，于和泉國木真尾山寺從勤操大師剃度出家，法名教海。日本延曆二十叁年(804)五月十二日隨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團出發，曆經艱險，于當年十二月二十叁日到達長安。

　　弘法大師入長安後，敕住西明寺，在此地博覽內經外典，研經習字，並遍訪諸寺名僧，請益佛法；交遊文人逸士，切磋文藝。直至大唐永貞元年(805)五月下旬，始于青龍寺東塔院見到唐密第七代祖師惠果阿阇黎。

　　惠果和尚與大師乍見之下，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來，相待久矣，今日相見，大好大好。報命欲竭，無人付法，必須速辦香華，入灌頂壇。”于是，六月上旬，弘法大師臨胎藏界大曼荼羅受五部灌頂，投花著于大日如來。七月上旬，臨金剛界大曼荼羅受五部灌頂，再投花著于大日如來。八月上旬受傳法阿阇黎位灌頂。叁月之中，竟將兩部秘奧、壇儀印契，漢梵無差，傾囊而授。惠果和尚又令供奉丹青李真等十余人圖繪胎藏界金剛界等大曼荼羅十幅，召集二十余名經生抄寫《金剛頂經》等密典，喚供奉鑄博士楊忠信、趙吳爲之新造道具十五件，圖像寫經已畢，于是囑曰：“……早歸鄉國，以奉國家，流布天下，增蒼生福。則四海泰，萬人樂，是則報佛恩師德，忠于國孝于家也。義明供奉，弘法于禹域(中國)，汝其行矣，傳之東國，努力努力!”

　　其後中國佛教遭會昌法難之厄，真言密教漸漸式微于中國，興隆于日本。弘法大師師從惠果和尚不過半載，而和尚竟傾囊相授並殷重囑托，這是深有寄意的。

　　付法已畢，惠果阿阇黎遂于當年十二月十五日圓寂，翌年正月葬于孟村龍泉大師塔側。弘法大師受唐憲宗之命爲惠果阿阇黎撰寫碑文。其時長安城內外，攻文善書者何可勝計，堂堂叁朝國師的碑文，竟讓一位僅有半年師徒關系的海外學僧撰文並書字，足見弘法大師修證、人品、文學、書法之高超，亦可見當時中國文化恢宏雍容的氣度!

　　唐元和元年(806)四月，弘法大師隨遣唐使判官高階遠成等人東歸，帶著師友的囑托以及大量內外典藉、詩文、雜書與法物器具，大師于同年八月從明州港(今甯波)啓航，滿載而歸。自此，真言宗開始傳入日本。

　　大師遞經四朝，皆爲國師，爲天皇開壇灌頂，爲國建壇修法五十一度，並以高野山金剛峰寺與東寺爲真言宗根本道場，前後授灌頂者數萬人，日本真言宗自此確立。日本承和二年(835)叁月二十一日寅時，大師于高野山入滅。日本貞觀六年(864)，贈大僧正法印大和尚。延喜二十一年(921)，加谥號弘法大師。大師的肉身，至今仍封閉于高野山奧之院的石洞中。

　　弘法大師所創立的日本真言宗(東密)，不但鼎盛當時，且影響至今。據昭和十二年《朝日年鑒》寺院統計，迄今東密有寺一萬二千余，住職七千九百人，宣教所六百余，“信衆逾五千萬人”，乃至于“大師信仰”(專指信仰弘法大師)已成爲日本文化的專有名詞，而弘法大師在四國島創立的八十八個遺迹寺(又稱四國靈場)，至今仍有巡禮者，著菅笠、草鞋、白色旅裝，唱禦詠歌(大師所作)，並有曲調哀淒的風物詩流傳于世……。

　　弘法大師，這位日本國民家喻戶曉、至深敬仰的聖者，對日本文化的貢獻可謂橫絕千古，無人能匹：作爲一代宗教巨匠，大師所創立的真言宗在日本暢行千載，至今不衰；作爲一位思想家，《十住心論》是日本佛教史上劃時代的著作；作爲一位語言文字學家，大師是第一個通曉梵文的日本人，他曾借鑒漢字草書創立了日本文字的平假名，還編著了日本曆史上第一部漢文辭書；作爲一位文學家，大師的著作一直被視爲漢詩文中的珍品，至今有大量版本或抄本、注疏傳世；作爲一位文論家，《文鏡秘府論》是研究漢詩文非常重要的史料；作爲一位書法家，大師與嵯峨天皇、橘逸勢並稱“叁書聖”；不僅如此，大師還是一位教育家，創辦了日本曆史上第一所國民公學；一位科學技術的引進者，將唐代先進的采礦、築路、水利、架橋等生産技術引入日本，並親自參與興修水利等實踐工程……成果之豐，千載之下仍令人高山仰止!

　　弘法大師，堪稱日本平安朝初期思想界、藝術界、生産實踐，乃至日常生活的總指導者，中日文化交流的偉大先驅!

《《唐密述要》第六部分：唐密文化》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