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９９９年６月，在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讀博士學位期間，在霍松林先生的指導下，我完成了學位論文《禅詩研究》。２０００年６月，我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在方立天先生的指導下，繼續研究佛學與詩學。進站時，我提交了《博士後研究計劃》，其中談到進一步充實提高《禅詩研究》，出版相關研究專著，主要包括《禅宗思想淵源》、《禅宗哲學象征》、《禅宗詩歌境界》叁部。半年時光匆匆而逝，我日日在閉關中度過。現在，拙稿終于呈獻在讀者諸君的面前，我也得以暫時舒一口氣，靜對搖窗新綠了。

　　 霍松林先生和方立天先生，分別是文學界、哲學界德高望重、有學術影響的學者。親炙兩位先生的法席，我時時感受到哲學與文學、禅韻與詩情的交彙圓融，理性的深邃與悟性的通脫鼓蕩著我，成爲我學術探索的靈感之源。

　　 與霍先生的緣分，我在１９９９年初出版的《佛緣叢書·序》中曾有敘及：

　　 １９８４年，我以弱冠之年從先生治中國古典文學。那年一起入學的有十位同學，畢業時松林師潑墨揮毫，題贈絕句，有“十全十美古猶稀，萬裏前程各奮蹄”之句。當年受學之人，如今都在各自的領域揚鞭奮蹄，有的成爲科研教學的骨幹，有的成爲其他領域的佼佼者。回顧我自己走過的路，亦頗感欣慰：多年來我一直默默耕耘硯田，寂寞溪頭點勘春，自得其樂。１９８７年碩士畢業時，奉先生雅囑，我曾盡一年之力，完成《萬首唐人絕句校注集評》中２００萬字的撰寫任務；前些年又與先生有了新緣分，合著了《蘇轼黃庭堅詩詞評注》。在對古典文學與禅學的研究中，我發現，要理解中國文化，就不能不了解禅宗。唐宋以後卓有建樹的中國文人，都深受禅的濡染，並將之化爲性情，形諸作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必須上好禅學這一課！因此，我決心再上層樓，對禅與文學作更加透邃的體驗、感悟與研究。讀博叁年，對我的禅學研究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並以博士論文《禅詩研究》初結碩果。

　　 十余年前，在陝西師大讀碩士期間，幾乎用所有的時間苦讀《杜詩詳注》等古典詩學名著。畢業前後，在霍先生的指導下，夜以繼日地進行《萬首唐人絕句》的校注、集評工作。經過艱苦的磨煉，爲我此後的學術探索打下了比較紥實的基礎。

　　 這裏，再談談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方立天先生的有關論著給我的有益啓迪。這種啓迪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治學思路。近幾十年來，罕有用現代哲學論題和術語來介紹佛學基本理論。因此，方先生于１９８６年出版了《佛教哲學》，運用現代哲學語言，如實地勾勒出佛教哲學的傳統體系。此書從實際出發，力求適應現代人的需要，以現代語言解說佛教術語，對佛教思想進行現代化闡釋。在書中，方先生運用曆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依據佛教哲學的發展軌迹，依其固有的邏輯，闡釋其思想內涵。這種治學思路，爲筆者撰寫本書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本書一方面盡可能地遵循禅宗哲學固有的話語來描述，一方面又盡可能地適量運用現代哲學論題和術語來描述。

　　 二是治學精神。方先生精進勤奮，在北大學習期間，一有空就到文史樓閱覽室讀書，至今仍有到圖書館看書的習慣。他在談到治學方法時說：“我研究的具體方法和步驟是，盡可能地“竭澤而漁”，即搜集研究對象的全部著作和有關傳記等原始資料，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盡可能無一遺漏地反複閱讀史料。……以便形成對研究對象的獨自看法。在此基礎上，再參考閱讀他人的研究成果，細心比較，取其長，補己短；略他人之所詳，詳他人之所略，撰寫論文。”盡可能詳盡地占有資料，盡可能獨立地進行思考，是方先生治學的基本原則。這種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對我的熏染很大。本書所進行的研究分析，也是“盡可能地“竭澤而漁””，在充分占有資料、反複閱讀資料的基礎上形成觀點。

　　 對禅宗哲學象征的探討還僅僅是起步，要走的路還很長。限于水平，書中一定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之處，懇請讀者諸君不吝賜教。

　　 作者謹識

　　 １９９９年６月初稿于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

　　 ２００１年３月改定于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後流動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