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末的戒律環境

　　明末清初之際，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豐收時期，然從當時留下的戒律著述的文獻之中，發現那也是個很不正常的時代。今舉叁個例子如下︰

　　古心如馨(公元一五四一－一六一五年)，他在四十一歲出家受了沙彌十戒之後，因爲難得十位清淨比丘僧爲他做授戒羯磨的儀式，不得已而朝禮五臺山的文殊菩薩，結果以宗教經驗感得文殊爲他證明，呼他「比丘，比丘」。此猶如佛世釋尊親度的比丘，都是由佛口喚「善來，比丘」，便是不用任何儀式的。佛滅之後以及佛的弟子們度人出家，必須以「白四羯磨」，完成比丘身分。唯有《菩薩璎珞本業經》卷下所說的菩薩戒，可有叁種受法：一者諸佛菩薩現前受，爲上品；二者禮請先受菩薩戒者授予，爲中品；叁者于諸佛菩薩像前自誓受，爲下品(注一)。可是經過叁年的長途跋涉與虔誠禮拜之後，所得的宗教經驗，使得如馨絕對相信，他已由文殊菩薩爲他親自授戒，乃是上品戒。這一堅定的信心，促使他全力以赴地弘揚戒律，因此也中興了中國的律宗。

　　澫益智旭(公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爲我們留下了關于戒律的著述有四種六卷，戒律的注釋八種叁十二卷，是明末佛教提倡戒律極有貢獻的大師。可是他的受戒方式及其受戒過程，也是相當的奇特。據他于《重治毘尼事義集要》的序文中自稱，他于二十四歲時出家，二十五歲的十二月初八日，即在雲棲袾宏的遺像之前受比丘戒，二十六歲那年，又在袾宏的像前受菩薩戒(注二)。當他讀了律藏之後，知道他的比丘身分不合佛製，而且慨歎中國戒法的衰微，遂起而呼籲號召「五比丘如法同住」(注叁)，以邊地授戒法的五人僧，承續比丘戒的法統。另一方面也用禮忏方式求取戒體；到了他四十六歲那年，他勤禮千佛萬佛，及修持《占察善惡業報經行法》，始得清淨比丘戒(注四)。這也是大乘經的觀點和作法。

　　在犙弘贊(公元一六一一－一六八一？年)的戒律著作及注釋，被收于《卍續藏經》中的，計有十一種七十二卷，可是根據他的自述，在明末之際，已無人學習毘尼。他叁十歲時，曾計劃西渡天竺，求請梵僧數人回國，再傳戒法，俾使戒燈熄而更著。結果由于時局動亂，未能如願(注五)。因爲他在受了比丘戒之後，以數年的時間閱讀律藏，而又無法獲得明律者的指點，既然無人明暸毘尼，何以還能有人夠資格爲人授戒？所以他不得不說︰「至明末時，律之一宗掃地矣！」又不得不說︰「比見諸方叢席，與人授戒，不依佛製」(注六)了。因此他懷疑當時各寺院傳授戒法的合法性，而要興起到印度請幾位明律的清淨比丘來再傳戒法的念頭。

　　由以上所舉叁個例子，可見明末的佛教環境，對于戒律而言，是非常惡劣的，在幾位大師的努力之下，竟然又一度造成了中興的機運。尤其是如馨、寂光、讀體、德基一系，枝繁葉茂，傳遍全國。至第五代，已到清朝的雍正及乾隆之世(公元一七二叁－一七九五年)，學律知律弘律的人才，又漸漸地進入了漫長的冬眠期。實際上在讀體的弟子書玉及德基之後，便已不再見有關于戒律文獻的産生。一直要到清末民初，始有另一位弘揚戒律的大師出現，那便是演音弘一(公元一八八○－一九四二年)。(本文撰于一九八九年，曾被收集于一九九○年十月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的《從傳統到現代》論集)

　　批注

　　《大正藏》二四．一○二○頁下。《卍續藏》六叁．叁二七頁上。智旭《靈峯宗論》卷六之一．七頁。拙著《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一二一頁、二二二頁。弘贊的《比丘受戒錄》，《卍續藏》一○七．一七五頁上。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