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憤而後有學

　　——《歐陽漸文選》編選者序

　　王雷泉

　　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思想界，處于萬花筒般的動蕩劇變中，要找出能轉時代潮流而不爲時俗所轉的大思想家，委實不多。在長江流域，先是在下遊的南京，抗戰期間轉移到上遊的江津，存在著一個特立獨行的佛教知識分子集團。他們以殉道者的精神，過著近乎苦行僧的研修生活，探討著終極的佛教真理，卻公開宣稱“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與一切迷信和獨斷無緣。在一個義利不辨、師道不行的時代，他們高揚師道的價值，終生獻身于師門事業，前赴後繼，薪盡火傳；然而，爲了求道的真實和學術的尊嚴，以“依法不依人”的磊落胸懷，敢于修正師尊的思想。他們終日與青燈黃卷相伴，對數千卷佛經進行了最嚴格的校勘，卻敢于對師尊和自己藉以入門的《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經典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在回到唐代唯識學這一表面看來極端保守的口號下，他們對一千余年來以天臺宗、華嚴宗、禅宗爲代表的傳統中國佛學，進行了犀利的思想批判。而且把批判的矛頭直指佛教的組織製度，提出“居士可以住持正法”，攪動起二千年來已成定局的僧主俗從格局。

　　 這個佛教知識分子集團，以楊文會(1837－1911)、歐陽漸(1870－1943)、呂澂(1896－1989)叁個傑出人物爲代表，將中國佛學帶出籠統颟顸的古代形態。在中國佛教曆經劫波，即將迎接下個世紀的曙光之際，人們會再次湧動感恩的心潮，緬懷他們的世紀性貢獻。楊文會，作爲一個傳統的佛教知識分子，最先接受西方剛創立不久的近代宗教學研究方法，創辦學校，校刻佛典，被譽爲中國近代佛教複興之父。呂澂，一個冷靜求實的佛教學者，本世紀數一數二的佛學大師，與當今依然健在的臺灣印順法師同稱爲中國佛學雙璧。而作爲承上啓下樞紐的歐陽漸，則是一個具有強烈宗教熱忱和孤憤氣質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用晚年致門下陳銘樞信中語來講，他的治學求道、講經說法，“有激于自身而出者，有激于唐宋諸儒而出者”，他是把學問與生命體驗和醫民救國結合在一起的。“悲而後有學，憤而後有學，無可奈何而後有學，救亡圖存而後有學。”(《內學雜著•內學序》)讀歐陽之書，如同他摧金裂石的書法一樣，充滿著“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的悲涼之感，而又從字裏行間激蕩著不媚時俗、窮未來際的豪邁情懷。

　　 歐陽漸在世時，他所從事的事業已是“別調孤彈”，在他死後的相當長歲月中，亦不爲世俗社會和佛教界所理解，“宗教則屏爲世學，世學又屏爲宗教，舂糧且不能宿，蓋垂青者寡矣。”(《內學雜著•與章行嚴書》)然而，他以“破釜沈舟，同向毗盧遮那頂上行去”的悲壯精神，帶領一小批同道者，在一個充滿悖論的時代環境中左沖右突：他要在中國舉辦有如當年印度那爛陀寺一樣宏大規模的佛教大學，卻苦于沒有多少像樣的佛學教材；他要繼承恩師楊仁山的遺志，對汗牛充棟的上萬卷佛經進行嚴格的學術整理，而合格的佛學人才卻寥若晨星。他別無選擇，擺在面前的只能是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講學以刻經”。通過辦學以培養整理佛經的人才，在整理佛經中造就佛學人才。平生所學主要體現在對佛典的選編校訂及敘論中，故治學不在于一字一句的研討，而是善于歸納，扼其大意。尤在晚年感到來日無多，故將自己的學術觀點體現在講學和書信中，以《內學雜著》和《孔學雜著》最爲精要。歐陽漸晚年親自手訂二十六種著作，輯成《歐陽竟無內外學》叁十冊，由支那內學院蜀院于一九四叁年木刻印行。這部文選主要根據于此，並酌收發表于支那內學院學報《內學》等刊物上的重要論文。全書根據文章體裁和內容分爲八編，每編之內則按時代順序排列，爲方便讀者閱讀，選文皆由編選者重新分段標點。各編主要內容及選編理由如次：

　　 第一編《佛學通論》，收錄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爲今時所必需》、《唯識抉擇談》、《心學大意》、《〈內學〉敘言》、《辨方便與僧製》、《辨虛妄分別》、《辨二谛叁性》、《辨唯識法相》等八篇文章和叁篇附錄。歐陽漸對佛教的系統理論，大量見于他對佛教經典的提要敘說，以及關于佛教教育的論述之中。本編所收的只是他對佛法的一般論述。面對二十年代反宗教、反迷信運動的社會大背景，以及傳統佛教界衰敗的現狀，歐陽漸堅持佛法于宗教及哲學、科學外，別爲一學，故應屏除宗教與哲學、科學的弊病：“佛法之晦，一晦于望風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于一般迷信之臼；二晦于迷信科哲之學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門牆之外。”(《致章行嚴書》)支那內學院開學之初，歐陽漸開講《唯識抉擇談》，列舉當時中國佛學有五蔽：一、盲修禅宗者作口頭禅、野狐參而廢棄經教；二、思想方法籠侗而憑私見妄事創作；叁、天臺、賢首等宗畛域自封、得少爲足，而使佛法之光日晦；四、學人于經典著述不知簡擇最精當之唐人之書，所以義解常錯；五、學人全無研究方法而妄執難易、世出世法門。針對“時俗廢疾”的空疏之病，在體用、真俗等關系上，強調即用顯體、即俗修真，並辨別法相、唯識實有二系。認爲唯有法相、唯識之學能對治上述五蔽。本文發表之後，引起了同出楊仁山門下的太虛法師的反駁，由此帶動了對中國佛教史的深入研究。歐陽漸一生的治學充滿論戰的特點，範圍涉及對傳統中國佛教的定位，對政教關系及僧俗關系的闡述，以及對漢藏佛經翻譯中佛教術語的歧解等各個方面。歐陽漸的治學重點雖是《瑜伽》、《唯識》，然中年以後旁通《般若》，融貫空有，並最終以《涅槃》爲歸趣。

　　 第二編《佛教教育》，收錄了《支那內學院研究會開會辭》、《法相大學特科開學講演》、《今日之佛法研究》、《談內學研究》、《支那內學院院訓釋》等五種。歐陽漸的佛教教育，具有重建現代佛教教團的意義。民國元年，他曾參加過一個短暫的“中國佛教會”，因口號偏激，綱領超越于時代而告失敗。在這以後，他埋首書齋，禀承楊仁山刻經須設立居士道場的遺訓，先是在金陵刻經處主持研究部，然後于1922年，和學生呂澂等人創辦支那內學院，建立具有真正近代意義的中國佛教教育。抗戰期間遷至四川江津，仍禀“講學以刻經”的一貫宗旨，並發文踔厲，以激勵忠憤之氣。四方從遊者甚衆，名流賢達如梁啓超、黃忏華、湯用彤、梁漱溟、陳銘樞、陳獨秀等，先後入室受業，恭執弟子禮。他把佛教教育的宗旨定爲：第一、哀正法滅，立西域學宗旨；第二、悲衆生苦，立爲人學宗旨。爲支那內學院立“師、悲、教、戒”四字院訓，“師、悲”著重對于人群社會的責任，“教、戒”強調學佛的理論與實踐。嗣後更立四信條：“爲真是真非之所寄，爲法事光大，爲居士道場，爲精神所系。”《支那內學院院訓釋》系統闡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治學方向，在《釋師訓•辟謬五》中，列舉十條經證，而倡居士堪以住持正法之說。《釋教訓》作于蜀院時期，形成成熟的思想體系，提出“證智無戲論，佛境菩薩行”，以頓境漸行之論，期由言教史實之真，以求觀行實踐之真。並確立毗昙、戒律、瑜伽、唯智(般若)、涅槃五科院學。在教育的目的、對象及方法上，歐陽漸有著許多精辟的見解。他認爲佛法爲一切教育之極，教育首在于確立師道,“師體曰慧，所謂知見；師道曰悲，所謂爲人之學，充人之量。”教育對象有平民和豪傑之分，救今天下，應以舍生取義的豪傑之教爲前提。發心須立乎其大，而作聖成佛必須笃實漸進，故概括以一個“續”字：“相續增上，是爲精進。難行苦行，遍一切行，不思議行，是爲精進。日月以續而明，四時以續而成。涓涓之滴，續成江河。青青之茁，續成尋柯。悲悲不已，續成薩婆若。”(《釋悲訓》)

　　 第叁編爲《佛典研究》，收錄《〈瑜伽師地論〉敘》、《〈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敘》、《〈藏要〉第一輯敘》、《〈藏要〉第二輯敘》、《贈友〈藏要〉》、《支那內學院經版圖書展覽緣起》、《〈經論斷章讀〉敘》、《精刻大藏經緣起》、《〈心經〉讀》等九篇。歐陽漸繼楊仁山之後，走上了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第一次科學整理藏經的不歸路。“釋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後者事乃在于流通。迦葉、阿難，結集流通；龍樹、無著，闡發流通；羅什、玄奘，翻譯流通。自宋開寶雕版于益州，至予師楊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爲刊刻流通。先生之徂西也，付囑于予曰：“我會上爾至，爾會上我來，刻藏之事，其繼續之。””(《支那內學院經版圖書展覽緣起》)二十余年中，夙夜不敢康，刻成經籍二千卷，于俱舍、瑜伽、般若、涅槃諸科要典，皆發明要義，作成敘言。自1927年起，歐陽漸即組織人力，用新的研究方法在全部藏經中選擇要典，校勘文字，編輯一套精要的佛經叢書《藏要》。原計劃將菩薩藏、聲聞藏中之經律論、西土此方著述，抉其要分爲六輯，因戰爭等原因，實際上只編成叁輯。編輯《藏要》是爲今後徹底整理全藏作准備。“藏貌雖存，藏真早喪。一喪于金沙雜聚，而魚目篡珠；二喪于浩渺無津，而久隳簡陋；叁喪于義深文澀，而屏棄誰披？經律論撰，但日增加，宋元明清，從無整理。嗟乎！瓊瑰雖備，棄不莊嚴；海藏空羅，任其潰壅。遂使既得金而反礦，久握珠而還貧。教不能行，藏不能讀，藥不能醫，豈不冤哉！故茲之刻藏，整理爲宗，以爲是先務之急也。整理應分叁事：一、刪蕪；二、嚴部；叁、考訂。”(《精刻大藏經緣起》)對于大量汗牛充棟的後世著述，提出“余付藏外，任世浮沈”的主張，雖然驚世駭俗，卻發人深省。

　　 第四編爲《論佛學書》，收入《與章行嚴書》、《覆陳伯嚴書》、《覆魏斯逸書》、《答熊子真書》、《覆歐陽浚明書》、《答陳真如書》(二則)、《與李正剛書》、《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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