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與人生佛教
賴永海
“人生佛教”在當今國際佛教界已是一股頗具影響之思潮和引人矚目的力量。此股思潮之啓始開端者，乃近代高僧太虛大師。大師一生爲“振興佛教”嘔心瀝血、不遺余力，其目的則在建立“以人生爲本位”、以“利益衆生”爲旨趣的“人生佛教”。值此大師誕生一百周年之際，特從“人生佛教””的角度，緬懷大師爲近代中國佛教的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一、近代“人生佛教”之緣起
中國佛教自“會昌法難”之後，從總體上說，已呈頹勢。趙宋一代，除禅淨尚存生機外，其余各宗，均趨式微。元、清二朝，由于皇族崇尚喇嘛教，藏傳佛教有較大發展，然漢地佛教，仍不見起色。降至清季——如無言法師所說——“中國佛教史幾乎是剩下空白的一頁，是佛教最黑暗的時期”。(引自王惠霖《紀念一個宗教的革命大師》)當時之佛界，雖也有少數僧人、居士在爲佛教之生存和發展而奮爭，學術界也有梁啓超、譚嗣同、章太炎諸君熱心佛學，然因時局動蕩，戰亂疊起，少數人之努力，終無能拯救佛教于頹危之中。
尤有甚者，當時之佛教界，許多僧徒或隱遁靜修，或賴佛求活，佛教非但不關心人生、介入社會，相反地與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會自社會，進而更衍爲“超亡送死”之教，“避世逃禅”之地。這種現象，正如太虛大師對《佛教評論》的編者所說：“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而致佛法不揚，爲世诟病之一大原因也”。
佛教遺棄社會的結果，是社會也遺棄了佛教。嚴酷的現實給當時的佛教界以深刻的反省，許多僧人、居士已開始意識到，不對傳統的佛教進行一番徹底的整頓、革新，佛教之存立已成問題，又遑論發展。許多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改革佛教的主張，或曰：“在今日這種科學昌明的時代，佛教不改變方式是不能生存于今之中國的。”(《太虛大師紀念集》第一O叁頁)又曰“舊時佛教之僧伽製度，並漸變爲農林工商以自食其力，勢難存立。”(引自太虛《建設人間淨土》)太虛大師更大聲疾呼：“專就我中華佛教觀之，固非有大加整頓，不足應時勢之所趨，而適機緣之所宜也。”(《海潮音文庫》第廿一卷，第七頁)總之，佛教改革，勢在必行，不改不足以適時應世，不改不足以求存立、圖發展。問題在此，誰出來領導這場改革
怎樣進行改革
時代推出了太虛大師，大師也毅然以改革佛教爲己任，他“研考規律，熟察環境，補偏救弊，統籌全局，而撰《整理僧伽製度論》”。(《太虛大師紀念集》第叁十頁)《整理僧伽製度論》的問世，是太虛大師致力于佛教改革的一個綱領性宣言。實際上，在此之前，大師早已萌發對佛教進行改革的念頭。大約自光緒叁十四年之後，受康有爲之《大同書》、譚嗣同之《仁學》、孫中山之“叁民主義”、嚴複之《天演論》、章太炎之《五無論》及《民報》、《新民叢報》等之影響，他已有志于進行“佛教革新行動”。(太虛《告徒衆書》、《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之後，大師一方面潛心研讀佛典，旁及諸子百家，中西之學，爲佛教改革作思想理論的准備；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創立各種佛教團體，創辦各種佛教刊物，爲佛教改革進行組織的輿論的准備。“而貫持此十年來救世運動之宗旨者，則由覺社叢書嬗生之《海潮音》月刊。”(太虛：《告徒衆書》)
《海朝音》月刊之宗旨，據該刊之“出世宣言”稱，乃“發揚大乘佛法真義，應導現代人心正思”。(《太虛大師紀念集》第一O叁頁)所謂“大乘佛法真義”，按照太虛大師的說法：“小乘之究竟，惟在取得無余涅槃，所謂滅盡是；大乘之究竟，則在隨順世間，利樂衆生，盡于未來。”(《海潮音月刊出世宣言》)此謂大乘佛法非是離世，而是人世的；不是只顧隱遁潛修，而是應該隨順世間，利樂有情。至于如何“應導現代人心正思”，大師更有一系列明確诠釋。如在《佛陀學綱》中，他說：“現在講佛法，應當觀察民族心理的特點在何處，世界人類的心理如何，把這兩種看清，才能夠把人心中所流行的活的佛教顯揚出來。現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問題……應當在這個基礎上昌明佛學，建設佛學，引人到佛學光明之路，由人生發達到佛。小乘佛法，離開世界，否定人生，是不相宜的。”(太虛：《佛乘宗要論》)在《救僧運動》一文中，大師還明確指出：近代思想，以人爲本，不同古代之或以天神爲本或以聖人之道爲本。基于對近代思想，現世人心的考察，太虛大師看清並指出了佛教改革，必須走“人生佛教””的道路：“末法時期佛教的主流，必在密切人間生活，而導善信男女向上增進，即人成佛的人生佛教。”太虛：(《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
二、“人生佛教”的特點
太虛大師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創立一種“原本釋迦佛遺教，且適合現時中國環境””的新佛教。他不論著書立說、創辦刊物，抑或組織各種佛教團體，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目的均在乎此。爲了倡導、建設“人生佛教”，他幾乎傾注了全部心血。雖然與他同時代的僧人、居士們也不乏主張佛教改革者在，但是若問“提倡人間佛教最熱烈而誠摯者爲誰”，無疑當首推太虛大師。
大師倡導的“人生佛教””所包蓋廣，既有思想理論方面的內容，又有僧伽製度的組織整頓等。這裏擬對其思想內容、特別就其思想內容的特色作一些探析。
“人生佛教”之思想特色，要而言之，大體有二：一是“以人爲本”，二是“人世”精神。
(一)以人爲本
平常人認爲，佛法是非人生的，太虛大師認爲，這是一種誤解，大乘佛法就其“本義””說，是“發達人生的”，“發達生命的完滿生活的”，是一種“究竟的人生觀”。它不是離開人類而弄玄虛者，而是爲化善人世的實際生活而設的。任何一個學佛的人，如果不了解人生，即使他讀盡千經萬論，也無異于“買椟還珠”。基于這種思想，大師認爲，學佛當先從做人起。所謂學佛當先從做人起，亦即“學佛的第一步，在首先完成人格，好生地做個人……做成有人格的人。”(太虛：《佛陀學綱》)只有“學成了一個完善的好人，然後才說得上學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麼還能去學超凡人聖的佛陀呢
”(太虛：《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此說平實親切，但意蘊殊深。它把傳統佛教中那種遠離人間，可望而不可及的“佛”直接植根于人生，改變了過去佛教與人生脫節，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的形象，使人認識到只要在現實生活中先做成一個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後再逐步向上，便可“增進成佛”、“進化成佛”。這就是大師在《真現實論》中所說的“直依人生增進成佛”、“發達人生進化成佛”。
但是，在“人生佛教”中，佛教被判爲五乘，即人乘、天乘、聲聞乘、獨覺乘、佛乘。就此五乘言，人乘與佛乘尚隔著天乘、聲聞乘、獨覺乘叁個階段，人乘何以能超越此叁階段而真達佛乘呢
太虛大師認爲，天、聲聞、獨覺叁乘“乃是人不走遍覺的路線得出的叁種結果”，並不是從人至佛非得經達這叁個階段不可。就人與佛的關系來說，人好比一個小宇宙，而佛則是“全宇宙的真相”，是“人的本性的實現”、“最高人格的實現”，“人類得到最高的覺悟的就是佛”，“把人的本性實現出來”的就是佛。因此，人完全可以不經過天、聲聞、獨覺叁個階段而直接成佛，有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圓佛即成，是名真現實。”(太虛：《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此即“即人成佛”之謂也。
(二)人世精神
太虛“人生佛教”的另一個思想特點就是主張亦出世亦人世。
大乘佛教區別于小乘佛教的一個重要地方，即是小乘強調超坐離俗，注重出世求解脫；大乘佛教則提倡佛法不離開世間，世法即佛法，世法與佛法一而不二，世間與出世間融通無礙。正如法舫法師在《人間佛教史觀》中所說的：“人世度生不離人間，……若離人間而談大乘佛教者，直魔事耳，或仍不出外道二乘也。”太虛大師說得更直截了當：“世法皆是佛法，佛法不是佛法，善識此意，任何經論，皆可讀也。”(引自胡樸安《太虛大師不可及》)他還諄諄告誡門徒、學人：佛法並非隱遁清閑的享受，而教人不做事的。應對國家、社會知恩報恩，故每人需要做正當的事業。例如，在自由社會裏，應從事農礦、農工、醫藥、教育、藝術等，以這些作爲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則可爲警察、律師、官吏、議員、商賈等。在《複興中國應實踐菩薩行》一文中，他還號召學徒凡欲實行菩薩行者，應參加社會各部門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參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則可服務于政治界、軍事界、實業界、金融界、勞動界，使國家、社會和民衆都能得到佛之利益。
注重利他，強調濟世，這是大乘佛教相對于小乘佛教的又一殊勝之處，也是“人生佛教”所注重、提倡和大力弘揚的重要思想之一。在“人生佛教”看來，所謂菩薩，雖是出凡人聖之超人，但絕非遠離塵俗，不食人間煙火的，而應該同時是“社會的道德家”、“社會之改良家”。不論菩薩之人俗，抑或佛陀之應世，其所本者，乃“能舍已利他耳”。因此，“人生佛教”把：“慈、悲、喜、舍”“四無量心”釋爲“愛他”、“憫他”、“贊他”、“助他”，一言以蔽之——“利他”，並把此作爲整個佛法的道德基礎。
把“利他”精神貫徹于當時的社會實踐中，“人生佛教”提倡“學佛應當去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在《怎樣建設人間佛教》等文章中，太虛大師反複告誡信衆門徒：現在國家處在災難之中，凡是國民都應該出來爲救國救民盡一份責任。當有人問他：“你領導新佛教運動，爲什麼有些學生不住在廟裏而從事其他工作呢
”他回答說：“我教育了他們，只要他們能真正爲國家爲人民謀幸福，比住在廟裏好得多。”(引自楊同芳《萬方有難哭虛公》)抗戰期間，大師號召佛門弟子積極投身抗戰洪流，自己則率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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