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方面。因此，我們有必要跟著它在各方面予以說明：“唯物主義”的柳宗元爲何好佛
柳與韓愈同是中唐名士，皆以文章知名一時，但在對待佛教問題上，兩人態度迥然有異：韓素以反佛聞名，柳卻給人留下好佛的印象。韓、柳在對待佛教問題上沒有直接發生過大的交鋒，只在書信上略有論及。韓曾指責柳不排佛，柳作了一些辯白。從現有的資料看，韓、柳于佛教問題上的指責、辯白，主要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似不涉及哲學問題。
自從佛法東流，在中土廣爲傳布後，反佛排佛的人物、事件時有出現、發生。此中除魏晉南北朝的形神之爭帶有較濃厚的哲學色彩外，其余大多出于政治、經濟、倫理觀等方面的原因。有唐一代，繼傅奕之反佛後，當數韓愈非佛最力。而韓之排佛，除其主張以儒家的“道統”去對抗佛教的“法統”較有自己的特色，其余與以前的反佛者所陳理由大體相同。
政治上，他們都認爲：“叁皇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于奉佛，益國在于廢僧。”(《廣弘明集》卷十四)沙門“皆無益于時政，有損于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大患”(《弘明集》卷六)。“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廣弘明集》卷六)
經濟上，他們指出：“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群品，……今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阙轉練之方，業廢機紝之婦，是知持盂震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當一歲之中，饑寒總至，未聞利益，已見困窮。”(《廣弘明集》卷十叁)“竭財以趣僧，破産以趨佛。”(《廣弘明集》卷九)“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舊唐書》一O一卷)
此外，就是以華夷之辨、周禮不言、有損教化等理由反佛：
“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弘明集後序》)“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甯當緘默而無片言邪
”(《弘明集》卷叁)“戎教舉中壤，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廣弘明集》卷六)總之，“佛法本出于西胡，不應奉之于中土；有佛政虐，無佛民淳；有佛祚短，無佛世安；詩書不載，周孔無言；有乖禮義，有損教化。”因此，韓愈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
上面所陳佛教之弊端、禍害，是否中肯、准確，于此可暫且存而不論。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不是從哲學的高度，從理論上駁斥、批判佛教。
柳宗元在這方面的態度如何呢
一如對于佛理持具體分析、具體對待一樣，他對佛教的社會作用亦不籠而統之，一概否定。他在《送僧浩初序》中指出：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第425頁)
那麼，柳宗元所樂、所好于佛者又是什麼呢
一、浮圖“有以佐教化”。
柳于柳州任刺史時，認爲當地群衆易殺偭仁，迷信落後：“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佃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f、。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饬死事。”(第465頁)因此，柳宗元主持修建大雲寺，“以嚴其道而傳其言”。使“去鬼息殺，而務趣于仁愛”(第465—466頁)。企圖以“事神而語大”之浮圖，“以佐教化”(第465頁)。此中之用心，真可謂良苦。這同他修孔廟，從而達到“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第78頁)的目的是一樣的，亦即出于政治的目的，而非由于哲學的原因，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二、浮圖“往往與《易》、《論語》合”。
韓愈嘗病柳宗元“嗜浮圖言”，斥柳宗元“與浮圖遊”，罪柳宗元“不斥浮圖”。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中作辯曰：
“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複生不可得而斥也。”(第425頁)
柳宗元以韓愈好儒未過于揚子，而“揚子之書于莊墨申韓皆有取焉”，說明自己何不能取佛中之與《易》、《論語》合者。之後，進一步反擊韓愈“是知石而不知韫玉”。
在《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中，柳宗元以孔老非如太史公所雲，“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孑L氏”，進而推崇河南沙門元生者，“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第419頁)。在《送文暢上人序》中，又對沙門上首好與賢大夫遊，頗表贊賞，推贊“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第422頁)。在儒釋關系上，柳宗元基本上是站在儒家立場上，以實現堯舜孔子的“聖人之道”爲最終的奮鬥目標，亦力圖在佛教這塊石中發掘美玉，進而援釋入儒，以佛濟儒，統合儒釋。此種態度，實該褒獎而不應貶斥。
另外，柳宗元之“好與浮圖遊”，還因爲在他看來，“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第425頁)。他們“泊焉而無求”，與“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適成對照。當然，這並不排除沙門中“身在山林，心向魏阙”者大有人在。柳宗元雖亦反對“假浮圖之形以爲高者”，但他對僧人之品節、操行總的是持褒獎態度的。
叁、沙門非“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
在社會倫理觀方面，柳宗元以爲佛教亦有可取之處。他認爲沙門同樣是主性善、倡仁孝的。在《送元嵩師序》中，柳宗元說：
“余觀世之爲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鹹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她者，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第427頁)
這裏，柳宗元指責那些以爲沙門則應去孝遺情的“蕩誕慢弛者”，而贊揚像元嵩那樣的把出家與儒之仁孝之道德統一起來的“幸僧”。在柳宗元看來，釋、儒在倫理觀上應有其契合處。這樣去理解佛教，是否符合釋氏之倫理觀呢
應該說，至少不違背某些中國僧人的倫理思想。
東晉名僧慧遠就說：沙門“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弘明集》卷五)。南北朝的劉少府在其《答何衡陽書》中也指出：“孔以致孝爲首，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務，則化周五道。”(《廣弘明集》卷十八)
佛法東漸後，與儒、道思想互相吸收、融合，被加進了許多仁義孝敬之類的東西，柳宗元視沙門亦“本于孝敬”(第430頁)是不無根據的。
另外，柳宗元雖屢屢抨擊禅宗之侈談空無，但對“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頗表贊賞。這是他因佛之社會作用而好佛的又一表現。在柳宗元看來，釋去殺勸善，有以佐教化，可以益國治，且與儒家之性善說共轍，可資利用，值得稱道。
綜上數端，可以看出，柳宗元好佛，如同與他同時代及先前的一些反佛者排佛一樣，主要不是由于哲學上的原因，而是始終圍繞著這樣一個目標；經世濟民，始終“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第480頁)。這是柳宗元好佛之初衷，至于結果，自然有柳宗元之始料所不及者在。這自應作別論，不可混爲一談。
柳宗元好佛，還有其時代之原因。
柳宗元對“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釋人物，是很表稱贊的。此中緣由，與時代之社會思潮有關。晉宋以降，僧徒多擅文辭，旁通世典，士大夫亦兼習佛理。般若理趣，同符老莊，而名僧風格，酷肖清流。湯用彤先生在分析東晉名士崇奉林公的原因時指出：“以其故，不在當時佛法興隆，實則當代名僧，既理趣符老莊，風神亦類談客。”(《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181頁)其中的道理，于探討柳宗元好佛的原因時實可資借鑒。
六朝以後，玄學漸衰，有唐一代，佛法隆盛。佛教再也不像漢魏兩晉那樣，必須依附于玄學、道教以求其生存和發展，它已經發展成爲一種能與儒、道相抗衡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力量了。但是，由于當時的統治者對儒、釋、道多取兼收並蓄的態度，叁者在相互鬥爭、相互排斥的同時，又呈現一種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趨勢。其時，沙門名僧，多有深明世典者，士大夫中，亦不乏通達釋教之人。柳宗元是一個長期寄居佛寺，又素好與浮圖交遊的仕途失意者，最終走上“儒釋兼備”，“統合儒釋”的道路，實是情理中事。
叁
以上所說，主要想說明這樣兩個問題：好佛的柳宗元爲什麼可以不是“唯心主義”者，“唯物主義”的柳宗元爲何好佛，此中絲毫不排除柳宗元的世界觀確實有其受佛教影響的一面。
例如，出于辨析的需要，我們在前面指出了柳宗元好佛與韓愈反佛多是針對佛教的社會作用言，並非崇信或反對佛教的“唯心主義”世界觀，但由于柳宗元長期寄居佛寺，加之被貶後境遇之淒涼艱難，柳宗元在人生觀等方面確實受到佛教的相當程度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下面幾件事上。
佛教之極樂淨土，乃是一種橫出世間的方便法門，柳宗元對此卻很是推崇，在《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裏，他說：“其言無所欺也”，並希望從中得到“求無生之生”的“舟筏”。可見他好佛並非純是“神道設教”。
在《下殇女于墓磚記》中，柳宗元記述了他的女兒和娘，既病求依佛，更名佛婢，病笃，求去發爲尼，號曰初心。這表明柳宗元對佛教還是相當崇信的。
另外，他的友人李化清之妾馬淑故去後，李爲她建幢祈福。柳宗元寫了《尊勝幢贊》，宣揚建幢可拔苦致福：“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也透露出他頗受佛教因果報應之影響。
柳宗元受佛教影響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重要的不是指出，而是說明這些現象。
與柳宗元之推贊天臺之中道學說，主要是贊揚、吸取其有無相即之思維方法，政治上好佛，是爲了“以佐教化”不同，柳宗元不疑淨土等現象，雖然有些是受僧人的要求，礙于情面而寫的，不能完全代表柳宗元的真實思想，但畢竟出自其筆，硬說其無，甯信其有。這樣，我們就碰到了一個如何理解柳宗元思想中互相矛盾的現象問題。
柳宗元的一生，本身就前後矛盾。至永貞革新時，柳宗元可謂早年得志，仕途亨通。這時柳宗元年少氣盛，朝氣蓬勃。他自謂：“始仆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第545頁)永貞革新失敗之後，柳宗元被貶南荒，境遇大變，加之身體多病，家境淒涼，屢遭斥逐，前途無望。這時的柳宗元已經“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上不能“延孔氏之光燭于後來”，下不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同上)，“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第567頁)。頗是自暴自棄，悲觀失望了。加之，長期寄居佛寺，青燈梵呗的耳濡目染，去欲離世思想的潛移默化，他逐漸萌發一種“志乎物外”，“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的思想情緒來，這就給佛教思想的影響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當然，柳宗元被貶逐後，思想上雖有消極悲觀的-一面，但是並沒有完全頹廢、絕望。從他所寫的大量書啓文表看，他此時仍處于“去魯心猶在，從周力不能”的境地。有時雖亦說“望望思得效用”之志已息(第489頁)，但更多的是在“晷刻觀望”(第573頁)，“時時舉首”(第575頁)·，致辭聲哀，號望複振。他在給裴度的信中說：“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罄效蚩鄙，少佐毫發”(第569頁)。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他還以“賈生斥逐，複召宣室……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第483頁)自勉自慰。這一切都說明，柳宗元雖屢遭斥逐，但仕途之心未已。雖偶有悲觀離世思想冒頭，但積極用世之心，“輔時及物”之志始終未滅。這也許是他一旦身陷困境，情緒低落時，難免要說幾句諸如“淨土”“其言無所欺”之類的話，而其思想體系仍堅持氣一元論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佛教的思想影響在其整個思想中所占的地位，這有如柳宗元雖“直指天地爲無心”，“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第644頁)，有時又會呼喊幾句“天”、“命”一樣。呼“天”談“命”的古代哲學家多有“唯物主義”者，好佛的柳宗當然可以不是“唯心主義”者。
《柳宗元與佛教》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