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運動與抗戰建國

　　巨贊

　　抗戰差不多四年，成千成萬個頭顱所換宋的代價，我以爲比增高國際地位等等更寶貴，更重要的是：民族自信心的增進。有了民族自信心，才有中心文化；有了中心文化，政治才會上軌道；政治上了軌道，抗戰建國的大業才能完成。那末新佛教運動上又有什麼關系

　　不妨先從增強民族自信心說起。

　　菲希德(J．G·fichte)說：忠愛祖國爲全民族爭自由是一種神聖的宗教生活，民族不是建築在經濟的或政治的基礎上，而是建築在道德與宗教的基礎上。這在賀自昭先生所謂學術空氣淺薄忘本的目前或者會有人眨眨眼冷笑地報以一嗤，但是我們替菲希德先生找得出很多證據。

　　研究英國史的學者告訴我們，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所貢獻于英國的，不是1628年到1658年的共和政府，而是在這個政府下面所采行的保護清教徒(Puritan)的政策。克氏自信是上帝命他領導英吉利民族，跑上新時代的“先知”，把英吉利民族當成世界上最優美的民族，乃是他的責任。《聖經》是他的法律，聖詩和聖史是他的精神基礎，在他的眼中，只有英國才算是真正新教的國家，她負著神的使命，應把新教宣傳于世界，所以不惜任何犧牲，征服了反對新教的愛爾蘭和西班牙，給英吉利民族以深刻而恒久的影響。

　　威爾哈昂(Wildhagen)說英吉利民族的優越性是堅強、精勤、自治、團結和重紀律，都是清教之所養成，也就是英人用以統治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與人口的精神工具，所以英國人總以爲英國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有了這寶貴的民族自信心，誰也不能否認——尤其在希特勒不取跨海西征的最近——她還不會像法人希佛菲(Siegfried)所推論期望的崩潰就在眼前。

　　日本地小人少，本身沒有文化，其能跻于強國之列，又居然膽敢侵略我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中華民族，事實告訴我們不是偶然的。戴季陶說：歐洲和美國勢力的壓迫，只是成爲日本動搖的原因，成爲引起革命的原因(明治維新)。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內成功，則完全是曆史所養成的種種能力的表現，而決不是從外面輸入去的。所以日本人往往喜歡把“日本化”，“大和魂”幾個字，放在腦筋裏。蔣百裏也說：“日本人以爲另有歐洲人所沒有的內在精神，所設大和魂這個東西。據我看來，Yjtz論美學，嘗說到忘我的境界，這種容易導入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谛，而這刹那間的異常境界，是從佛教禅宗裏所謂悟、所謂空而來的。”這種大和魂寄托在武士身上，就是所謂武士道，在日本曆史上，武士道精神之表現得最光榮的要算鎮倉武土抵抗元世祖的跨海東征，而實養戍于當時的“武家禅”，這在《興禅護國論》等書中又敘述得非常詳細，不能抹煞。其後一山一甯禅師奉了忽必烈的命令，東渡谕降，又引起了“公家禅”的繼起，規定武家禅法的叁議一統，也是根據了禅宗的百丈清規做的，日本的能夠立國，能夠強盛，可以說是完全出于政治情感與宗教思想的結合。菲希德的格言，我們還能忽視嗎

　　佛教慈悲平等的宗旨，犧牲向上的行爲，和儒家的忠恕之道深相吻合，且流傳至今而又深入民間。中華民族的所以能夠屢仆屢起，巋然獨存，佛教的確也是一個決定的因素。我們只看明末清初那些忠臣義士如金堡、趙明揚、錢邦芑、方以智、熊開元、朱若極……等，爲什麼失敗之後，一個個都削發出家，不事新朝，就可想見。那末誰又能夠否認這次神聖抗戰的內在原因，何嘗沒有佛教的動力呢

　　目前，固然佛教的哲學思想已被後起的宗教形式所掩，在民間和許地山所謂僥幸心與氣數思想的迷信結著不解緣，在佛教界內也都是些宿命論者與“信仰上胡亂崇拜”者。這對于民族性當然沒有好處，新佛教運動正想針對著這一個流弊，提出佛教“徹底做人”的信條而與以糾正。因爲在“徹底做人”的信條下面，信佛的人，無論在精神方面，物質方面，只有依著真理的准繩，範圍自己，有一分苟且假借的企圖，有一樁不可以告人的暧昧，都不能算是佛的弟子。所以真正的佛教徒，氣象是軒昂磊落的，態度是坦白慈祥的，言論足明敏深刻的。他們不求依傍，不計利害，生活在天機活潑的真理之海裏，滿面孔足赤熱的真情，“但行好事，不問前程”，自然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徹底破除迷信的實行者。我們如果再拿《高僧傳》、《居士傳》翻一翻，古往今來有幾個佛教大德不是頂天立地的硬漢

　　王安石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英雄，孟子以後乃皆投入佛門。”新佛教運動與中華民族性的關系，或者也可以從他這一段話想象而得。

　　在未談中心文化以前，我先要問什麼是文化的中心

　　也就是問文化從什麼地方産生的

　　現在有許多人都異口同聲的說：文化足物質的反映。我的回答是“唯唯否否。”假定文化真不過是物質的反映的話，那我們很不配宋討論文化問題，因爲有物質在負責。但是物質本身並沒有要我們這樣那樣做，要我們這樣那樣做的是人，人不就是經濟，不光是機械式的細胞，神經也是活生生的，整個的。有了人，才能所謂社會國家，文化武化(不妨這麼說吧)，所以文化的中心是人，人才是文化的中心。

　　人既然是文化的中心，討論一般文化問題，當然要以人爲出發，先決條件是：什麼足人

　　怎樣做人

　　打開一部文化史，可以數得出曆史上的許多問題、爭端，大都起于人的解釋與做人的方式之不同。——當然有的時候，尤其是混亂的時候，在表面上並不顯明。一一儒家是專門討論這兩個問題的，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都一致承認儒家足人爲主義者，注重倫理道德的實踐。佛教呢

　　也是從人生出發，釋迦牟尼的舍位出家，完全爲的是想解除人生的苦痛而進求自在解脫，所以他的宇宙論也是拿人生問題做中心的。什麼業感緣起，什麼諸行無常和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論語》的逝者如斯，都可以溝通得起。佛教在中國流傳到一兩千年，始終與儒家並道而馳，照這樣看來，與其說是“極合中國人的嗜好”，還不如說因爲與孔孟哲學基礎點相同之故。那末根據了人爲文化中心的原則，儒佛兩家的思想，或者可以算中心文化的核心了吧

　　在西洋，粗樸的原子論者如泰勒士(Thales)、赫拉克裏特(Heractius)、德漠克裏特(Domocritus)等開了哲學之端，繼起的才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裏斯多德，他們的哲學思想，恰巧也是從自然轉向到人生，所以經得住二千多年的推敲，而還有其不可磨滅的地方。

　　誠然，極端注重了怎樣做人，會忘掉和自然界奮鬥而使社會進化停頓，但並不是不可以補救。不過據秋澤修二(《西洋哲學史》、《東方哲學史》的日本作者)的信口開河，任意抹煞，只是暴露了像他那樣投降法西斯軍閥之無人性，根本夠不上談補救。要談補救，需要對于中心文化先有認識。新佛教運動或者在此也可以少盡一點綿力。

　　要使政治上軌道，黃旭初先生的幹部政策是非常正確的。孔子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曾國藩說：“中興在于得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所以又有人說“幹部決定一切，先決條件則是怎樣決定幹部。”

　　怎樣決定幹部呢

　　以內心的改造爲唯一途徑。否則法令機關，都可以變成作奸犯科的工具，政府真也不過是舞臺而已。其實此次國難的近因，固然是日本軍閥的罪惡，講到遠因，則國人道德之墮落實有以招致之。二叁十年來，新的淺薄無聊，舊的烏煙瘴氣，整個民族道德，落地無余，直到現在社會的那一面還只看到自私自利的伸張。國父的主張精神教育，總裁的提倡精神總動員確是玉律金科，對症良藥。

　　但是要精神振作，不是靠幾篇宣言、幾句口號可以收效的。豐子恺說：“世間相逢不知老的人畢竟太多，因此這些話(佛教人生無常的話)都成了空話。現在宗教的衰頹，其原因大概在此。現在缺乏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行爲，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這話很對，所以新佛教運動對于改造道德，使幹部健全，政治上軌道，也有其實際的作用，至于所謂“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那是爲大衆著想，我們也不否認。

　　照上面講起來，新佛教運動對于增強民族自信心，對于中心文化，對于決定幹部使政治上軌道，則有其不能漠視的作用，可以說毫無問題，問題足在于怎樣使新佛教運動堅強起來。講到這，真叫我有點茫然!佛教界內積弊重重，一部分人則不以爲非，還不想積極改進。幹部的決定，惟待僧青年們自家的奮鬥，而事實上是非常艱苦的。但不如此，又何必要佛教!僧青年們!堅強起來，向著抗戰建國的大道邁進!

　　(原載《獅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