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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內在精神和發展趨向(張華)▪P5

  ..續本文上一頁人文精神所昭示的發展趨向也正是人間化,這意味著人間化裏含有世俗化的內容,但人間化不等同于世俗化。

  所謂人間化,依印順的觀點,就是以人類爲本,而非以天(神)爲本,要修“人菩薩行”;而在星雲看來,就是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使佛教與生活不二,給現實人間帶來幸福和富樂,兩者沒有根本的沖突。然而,人間佛教強調貼近現實人生,接近生活實際,需要有世俗化的方面,但不能完全定位在世俗化上,目的就是爲了保留佛教的超世俗性質。因爲世俗化在佛教裏從來都是一種方便,佛教要因應時代變革,化導世俗人心,不能沒有“巧妙的”方便,但正如印順所說,順著世俗心的方便,到底是越減少越好,不然就會迷失“佛出人間”而誤入歧途。因爲作爲一種趨勢,世俗化的最終結果往往是神佛不分,“天佛一如”,這方面,佛教的曆史已經有了足夠沈痛的教訓。太虛把人生佛教落實到現實生活中具體人格的培養和完成上,他說“人圓佛即成”,但他還說“仰止唯佛陀”,從人做起而不忘佛的境界。

  世俗化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不僅指佛教義理诠釋方面的世俗化,還指寺院生活的世俗化。目前對世俗化的界說,沒有操作性的定義,多停留于一種無法客觀衡量的心理感受層面上,這某種程度上給世俗化的評論帶來了困難。但如果說世俗化就是與世俗社會趨同的話,那就不能籠統地來談世俗化,在教團服務社會大衆方面應該趨同,而在僧衆的修持、僧團的自我建設方面則應該非世俗和超世俗。我很贊成“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業”這種提法,我覺得其中包含著人間佛教健康發展的內在精神機製,它是出世精神與入世精神的有機統一。這種提法也可視爲人間佛教的核心理念。這是佛教教團自我建設所需要的,要保持一種高尚的出世精神,作人類的表率,然而又有一種入世的熱情,關懷人世間事。所謂出世精神,最簡單地講,就是不計個人得失,不求名聞利養,不分別執著,有慈悲利他精神等。因此,這種提法不僅僅對出家人來講的,在家人也是適合的。

  四、 結語

  太虛的人生佛教與印順的人間佛教一脈相承,共同理念是“即人成佛”的菩薩道或菩薩行思想。結合人間佛教當前的發展趨向,追求人生的幸福快樂應不違背人間佛教的理念,是人間佛教題中應有之義。但如何追求?至少有四個原則:一、追求幸福快樂,要以慈悲利他爲先;二、不向往天上的快樂、神仙的快樂,而追求人間的快樂;叁、從平實穩健處做起。何處爲平實?“人菩薩行”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道;四、由人做起而行菩薩道,不忘佛的究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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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遊心法海六十年》中, 印順說:太虛大師在民國十四、五年,提出了“人生佛教”。在抗戰期間,還編成一部書——《人生佛教》。他以爲,人間佛教不如人生佛教的意義好。

  [2] 參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見于黃夏年主編:《印順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3] 如臺灣學者江燦騰說:人間佛教是批評人生佛教而産生,是舊瓶裏裝了新酒。見江著《人間淨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臺灣稻香出版社,1989年,第205頁。

  [4] 參印順:《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同注2,第202頁。

  [5] 參太虛:《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見于黃夏年主編:《太虛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45-46頁。

  [6] 參印順:《太虛法師年譜》,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1頁。

  [7] 參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太虛卷》,《真現實論》(樓宇烈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又參周學農關于太虛的博士論文,北京大學哲學系,1996年。

  [8] 參印順:《人間佛教要略》,見于《印順集》,第158頁。

  [9] 參太虛:《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見于《太虛集》,第70頁。

  [10] 參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見于《印順集》,第203頁。

  [11] 參印順:《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第202頁。

  [12] 參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見于《印順集》,第119頁。又楊惠南說,“人間佛教”的提出和提倡並不是僅止于一、二人,1934年《海潮音》雜志即曾出過這一論題的專刊。稍後,太虛的學生――慈航法師,也在星洲創辦了一個名叫《人間佛教》的刊物。而在抗日戰爭期間,浙江缙雲縣也出了一個名爲《人間佛教月刊》的雜志。其後,同爲太虛的學生――法舫法師,在暹羅也以“人間佛教”爲題,作了一次演講。但是,把“人間佛教”進一步推廣並建立其理論基礎的是太虛的學生――印順法師。由于他在1952年以後就一直定居臺灣的關系,以致深重影響目前的臺灣佛教界。印順所提倡的“人間佛教”,自然受到了太虛的啓發。見于楊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1年,第109-110頁。

  [13] 參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見于楊惠南《當代佛教思想展望》,第121頁。

  [14] 釋昭慧在《人間佛教的播種者》第93頁寫道:“太虛大師有大開大合的氣象,畢生爲振興中國佛教而努力,甚至因提倡“教製革命、教理革命、教産革命”,而引起傳統佛教界強力的反彈,卒郁郁而終,不得竟其志業。印順法師雖不將“革命”放在口中,卻以他深厚的學術功力,用支筆主導了那個時代掀天動地的思想革命,而在未來長遠地影響著佛教,無形中挑戰著許多傳統觀念,給老舊沈悶的華人佛教界,意外地注入了新生的力量――新生代的知識分子與學校青年,多半受到他思想的啓發。”

  [15] 參釋昭慧:《人間佛教的播種者》,臺灣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第53、56頁。

  [16] 參釋昭慧:《人間佛教的播種者》,第54頁。

  [17] 參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見于《印順集》,第117-118頁。

  [18] 參江燦騰:《人間淨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臺灣稻香出版社,1989年,第221頁。

  [19]參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見于《印順集》,第91頁 。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第92頁。

  [23] 同上,第94頁。

  [24] 同上,第102頁。

  [25] 同上,第101-102頁。

  [26] 同上,第107、110頁。印順認爲,“初期大乘”經,深(觀)廣(大菩薩行)而與通俗的方便相統一,入世而又有神秘化的傾向。到了“後期大乘”,……在理論上,達到了“天佛一如”,也就是“神佛不二”,這是與印度教的興盛有關的。到了“秘密大乘”,念天的影響更深。……念天而演變到以“天(鬼神)教”方式爲佛法主流,真是世俗所說的“方便出下流”了!重信仰,重秘密,重修行,“索隱行怪”的“秘密大乘法”,是“念佛”與“念天”的最高統一。

  [27]同上,第116頁。

  [28]江燦騰:《人間淨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第205頁。楊惠南與江燦騰的觀點稍有不同但基本同調,認爲印順的人間佛教建立于太虛的人生佛教基石之上;基本上,太虛的人生佛教,雖然打著佛教革命的旗號,但是由于太虛個人深具“融貫”的容忍性格,以及他對佛法所具有之傳統式的體認,他的人生佛教畢竟還具有多分保守的特質。(《當代佛教思想展望》,第123頁)

  [29] 江燦騰:《人間淨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附錄《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臺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讀後》,第222頁。

  [30] 江燦騰認爲,印順人間佛教思想是太虛人生佛教思想的斷裂。江先生作出這個斷言有兩個預設:(一)太虛的中國佛教複興運動,有一無法突破的瓶頸,即太虛所理解和宣揚的,依然是中國傳統的佛學思想,有其先天性的限製,故即使太虛盡力研究佛學,而不從事僧伽教育的改革運動,仍然脫不出這個圈子;(二)印順一生的治學態度,可以說皆由其返歸印度佛教本義一念而發。此所以他對“真常唯心論”素發無好感;對中國的叁教同源論,斥之爲末流。江氏把太虛與印順的這種差異,歸結爲中國佛教的本質與印度佛教的差異。在該文結論中,他又說: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與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有著極大的差異。太虛從中國傳統佛學出發,是中國式的,印順則從印度的空觀精義出發,而歸依菩薩慈悲的本懷,使出世入世統一,而非暫時的妥協。

  [31] 《太虛集》,第222頁。

  [32] 江燦騰:《人間淨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第223頁。

  [33] 印順針對一些學者認爲他與太虛思想有分歧,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他說了幾點:一、大師是峰巒萬狀,而我只能孤峰獨拔;二、大師長于融貫,而我卻偏重辯異。(見于《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

  [34] 《印順集》,第118頁。

  [35] 《印順集》,第119頁。

  [36] 從1952年初秋由香港到臺灣,至1964年初夏在妙雲蘭若掩關,將近十二年,印順在臺灣卷入了一場佛教界的風波,使他視公開宏法和世事應酬爲畏途。掩關時,他有一首《舉偈遙寄,以告謝海內外缁素同道》曰:離塵卅五載,來臺滿一紀。風雨怅棲其,歲月驚消逝。

  [37] 《印順集》,第155頁。

  [38] 《印順集》,第165、166頁。

  [39] 同上。

  [40] 《印順集》,第128-9頁。

  [41] 印度佛教傳人中土後,唐慧能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可謂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打通出家與在家的界限,因此有“六祖革命”之稱。近代太虛提出人生佛教,則是近代時勢下的一種“教理革命”。與慧能禅宗強調“即心成佛”相比,太虛主張“即人成佛”,範圍不局限于禅宗理論,依人生增進而成佛,重心在人格的培養和完成上,而前者則系于一心之迷悟。

  [42] 印順作爲佛門弟子,體悟佛陀之覺源,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作爲中國人,血液裏還流淌著孔子的精神。這主要表現在他繼承了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他的人間佛教最反對“索隱行怪”、“神佛不分”。所以,他曾在《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一文裏,針對一些學者說他“返歸印度”,而補充說,“我雖不爲“民族情感所拘蔽”,而對流行于印度或中國的“怪力亂神”,“索隱行怪”的佛教,與(太虛)大師同樣的不會尊重他們,也許我還是個真正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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