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位，就有間斷，所以這類識稱爲“轉識”)，有時候對人生不覺苦樂，所以不會發生解脫的要求。經魏譯一改，說生滅念念不住之法能得苦樂，便把感覺苦樂放在七識上，因而要求解脫的動機也就說不明白了。(呂瀓，第34頁)此句經文次于如來藏句下，對顯“其諸余識”，即“如來藏藏識”以外其余七識之性質。其中“不覺自心所現色相，不覺苦樂，不至解脫”(svacittadrsˊ〖〗yarūpalaksanvabodhaknisukhaduhkhpratisamvedakni amoksakranni)，在梵本中是指陳七識性質的幾個複合詞，據梵本可譯成：“是覺知要顯現自心的色相的，是不經驗于苦、樂的，是不具有解脫之諸能作因的”。宋譯爲“不覺自心所現色相。不覺苦樂。不至解脫”，第一個複合詞譯錯，余二詞譯得正確；魏譯“能令自心見色相故。能得苦樂故。能離解脫因故”，第一、第叁兩詞譯得正確，第二詞譯誤；唐譯“不了色等自心所現。計著名相起苦樂受”，第一、第二兩詞譯誤，第叁詞漏譯。可見，就此句譯文而論，宋、魏二譯可以說各有對錯，不相上下，至于唐譯，則不可諱言，真的全譯錯了。尤其魏譯中關鍵點睛的一詞，所謂“能離解脫因故”，即是說七識離于解脫之原因，這詞譯意非常精巧，應當絲毫不會使人讀後誤以爲七識是解脫之根據。呂先生似未認真考慮魏譯此句中的正確方面，而是僅根據這句魏譯的錯誤方面，判定魏譯“說不明白”“解脫的動機”，仍是比較過分的結論。

　　再次，關于第叁個方面，呂先生說：原本在下文更進一層地說：“菩薩摩诃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藏識名。大慧。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大慧。然諸凡聖悉有生滅。”而魏譯改作：“是故大慧。諸菩薩摩诃薩欲證勝法如來藏阿梨耶識者。應當修行令清淨故。大慧。若如來藏阿梨耶識名爲無者。離阿梨耶識無生無滅。一切凡夫及諸聖人。依彼阿梨耶識故有生有滅。以依阿梨耶識故。”原意說菩薩欲求勝進的，“當淨如來藏及藏識名”，魏譯又曲解了，把“阿黎耶”同“藏識”分開，並看生滅和“如來藏”無關，這樣，解脫的方便如何也不明白了。(同上)呂先生所引宋本“菩薩摩诃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藏識名”句，參諸梵本，可譯爲：“由此，大慧!稱名阿賴耶識的如來藏，乃是要被希求殊勝的諸菩薩摩诃薩們淨化的。”魏譯將“求勝進”譯爲“欲證勝法如來藏阿梨耶識”，譯家自己對經文的理解確實不適當地混入譯文之中。然而魏譯此句明明一稱“勝法如來藏阿梨耶識”，一稱“如來藏阿梨耶識名”，將“如來藏”、“阿梨耶識”兩概念連稱；至于魏譯下面兩句中的“阿梨耶識”，完全可以理解爲是對前句中“如來藏阿梨耶識名”的省稱。呂先生這裏斷言魏譯“把阿黎耶識、藏識分開”，使如來藏同非生滅有關，使阿黎耶識同生滅有關，從而使得“解脫的方便如何也不明白了”，批評仍欠公允。

　　《楞伽經》這段關于如來藏問題的討論，按文義可以分成叁個部分：在第一個部分中，大慧提出問題：佛家針對外道神我阿特曼之論，提出無我之說，既然“神我”不存在，則生命之轉現與消滅，是相對于什麼而存在的

　　佛提出“稱名阿賴耶識的如來藏”之說，說明它乃是生命的依持，這部分規定了如來藏的若幹性質，並以如來藏的這些性質作爲比照，附帶地討論到七識的性質問題。第二個部分著重說明了轉淨“稱名阿賴耶識的如來藏識”對于轉淨七識的重要意義，只有當“稱名阿賴耶識的如來藏”得到徹底的轉淨時，七轉識的徹底的止息才會實現。第叁個部分說明轉淨如來藏的方法、過程，還附帶說明在轉淨程度不同的聖人生命裏，此如來藏顯現的不同方式。

　　可以看出，《楞伽經》有關如來藏問題的討論，基本的出發點仍是解決“有我”、“無我”的爭論。這一爭論在原始佛學中是作爲佛教與外道思想區別的標志之一的，是構成佛教哲學之基本問題之一的。通過般若學說的發展，這一爭論不僅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反而更加尖銳、激烈了。《楞伽經》本段關于如來藏問題的討論，把生命的依持問題，或“有我”、“無我”的問題(佛教哲學的傳統問題)，同生命的淨化問題(大乘佛教哲學的基本問題)創造性地結合起來，這可能是本段經文的思想特色所在。這裏，有兩點需要提出：其一，呂瀓先生注意到本段經文的重要的轉依思想，但是他基本上離開傳統佛教哲學“有我”、“無我”爭論的思維框架，來處理《楞伽經》相關的如來藏問題，由此他對于如來藏學說思想意義的解說，是否多少有些背離佛教哲學的思想傳統

　　其二，與此相關的是，呂瀓先生顯然是將《楞伽經》之如來藏說視作佛教哲學史的“頂峰”的，而事實上，如來藏學說雖然是《楞伽經》中的重要學說，但卻未必是《楞伽經》的核心學說。由此他對《楞伽經》如來藏學說重要性的提倡，是否多少有些背離《楞伽經》的本文

　　總之，《楞伽經》梵本第六刹那品中如來藏段的魏譯，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呂瀓先生發現了這些問題，爲中國佛教文獻學、特別是中國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新的問題，這是呂先生的曆史功績，是我們今日應當予以高度評價的。不過，呂瀓先生對《楞伽經》如來藏學說思想意義的理解有所偏差，他和他的老師歐陽先生一樣，其學術工作深受《大乘起信論》真僞問題思想論戰的促發，深受“批判傳統中國佛教、回歸印度佛教傳統”的佛教批判思潮的影響，遂使得他在高擡《楞伽經》如來藏學說思想價值的同時，對魏譯中的某些“錯誤”不知不覺中會有所“放大”乃至失真。學術工作和思想工作之間，是應當謹守或維持必要的界限的，不如此則或者會産生僞思想，或者會影響到學術的科學性。我們從呂瀓對《楞伽經》如來藏段魏譯的批評中，就看到了一個具體的例證。

　　參考文獻

　　呂瀓：《〈大乘起信論〉考證》，見《呂瀓佛學論著選集》第1冊，齊魯書社。

　　Vaidya,P.L.,1963， Saddharmalakavatrasūtram,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Darbhanga.

　　(作者單位：首都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

　　責任編輯：馮國超(《哲學研究》2004年第3期)

《《楞伽經》如來藏段梵本新譯及對呂瀓關于魏譯相關經文批評的再批評》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