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代士大夫奉佛的原因
湛 如
一、前 言
佛教發展到唐代，異軍突起，蔚爲大觀，繼隋代創立天臺宗、叁論宗、叁階教以後，其它諸宗也鱗次栉比，應運而生。可謂無山不寺，無處不僧。尤其在貞觀至開元期間唐王朝社會繁榮，經濟發達，政治穩定，學術爭鳴。佛教在此時也極中天之盛，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相當廣泛。上至帝王貴族紛紛禮敬叁寶，庶民百姓更是信奉虔誠。佛教已成爲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份，與儒家、道教呈鼎足之勢。雖不是國教，但實際上許多大德被尊爲國師，在朝野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時高僧輩出，經典翻譯被唐王朝視爲國家的文化事業。此時的士大夫多數染指其間，涉足佛教，與義學沙門，山林耆宿交往十分頻繁，無論是參與譯經，撰寫義疏，或朝夕問道，詩賦問答等等，都構成了唐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也可以說與佛教的關系千絲萬縷，士大夫奉佛之多，虔誠之笃，在中國曆史上屬于罕見。這對佛教在上層社會的傳播與推廣，提高佛教的地位，都有其深遠意義。本文的撰寫，根據《全唐文》《全唐詩》等史料，對士大夫奉佛的原因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街祈斧正!
二、士大夫崇佛之風
(一)、蕭璃奉佛
佛教在唐初深得士大夫的欣賞，他們與沙門談玄說妙已成爲一時的風雅之事。反佛的也不乏其人，如傅奕曾建議唐高祖廢除佛教，在朝野上下産生了強烈反響。法琳挺身而出，著文辯論，崇佛的士大夫紛紛參與。其中蕭瑪就是個代表。其人“專心釋氏，嘗修梵行，每見沙門大德，嘗與之論難及空苦，思之所涉，必諧微旨”。曾請求太宗允許其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唐高祖組織群臣討論傅奕關于廢除佛教的奏疏，蕭璃強烈反對，與之抗禮，並說“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置嚴刑”。傅奕反駁說：“蕭踽非出于桑門，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瑪之謂矣”!蕭踽不能回答，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人”。唐太宗曾經賜給他繡佛像一軀，佛像身旁繡有蕭踽禮佛的形狀，還賜給他一部王褒書寫的《大品般若經》及袈裟一領。蕭踽的家族中將近二十人出家，據《續高僧傳》卷28所載，有僧慧诠、智證等人。蕭踽爲《法華經》撰疏，采集十多家注解，經常邀請京師的名僧加以討論。他的哥哥蕭璟，一生誦讀《法華經》一萬多遍，抄寫幹部，家族中無論尊卑貴賤，皆能成誦。道宣評論說：—蕭氏一門，可謂天下楷模矣”。
(二)、摩诘居士
王維(701—761)字摩诘，早年奉佛，他在《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禅師塔銘》說：“維十年座下，俯伏受教”。道光禅師于開元二十七年(739)不寂，那麼他師事道光應在開元十七年前後。他母親崔氏是佛教徒，“師事大照禅師叁十余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禅，樂住山林，志求寂靜”。王維信佛，除家庭環境影響，與社會環境，個人經曆也有直接關系。開元天寶年間，正是禅宗大盛的時候，起初是北宗占主導地位。神秀初到長安，—王公以下，京邑士庶，竟至禮谒，望塵拜伏，日有萬計”。圓寂以後，“歧王範，燕園公張說，征士盧鴻，各爲碑誅。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神秀弟子義福于“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經蒲虢號二洲，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齋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禮拜紛紛，瞻望無厭”。“深得兵部侍郎張均，太尉房管，禮部侍郎韋陟所信重”。神秀的另一個弟子普寂于都城居止，“王公大人，競來禮谒”。到開元二十二年，神會在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立南宗頓教宗旨，在他的推動下，南宗成爲主流。王維一生習禅，與南北宗的禅師交往甚密。其人才華橫溢，在官場屢遭坎坷，壯志難酬，在朝政日非的環境下，他逐漸消磨了早年的積極用世之志。以“亦官亦隱”的辦法在官僚社會中求生存，到佛教中尋找自我解脫。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人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他隱居終南山，與道友裴迪等廣交沙門，讀佛經，悟禅理，朝夕向道。“安史之亂”起，他被叛軍所拘，系于洛陽，迫以僞職，兩京收複後，又責授太子中允。經過這個大動亂，自身倍受屈辱，又看到朝庭綱紀紊亂，不思振作，一再表示要禮佛報恩，“苦行齋心”。希望避開人世紛爭，安榮固位。他“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談玄爲樂，齊中無所有，唯茶珰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禅誦爲事”。又經營辋川別墅，優遊度日，談禅賦詩，以至終老。王維信仰的是禅宗，他的許多詩文都留有禅宗的痕迹。不僅對佛學理論有深厚素養，還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實踐家。他把生活體驗與禅宗思想相印證，做出自己的理解。同時他又是一位譽滿文壇的詩人，寫過許多傳誦千古的詩篇。還能將佛學思想，結合切身的親切感受表現出來，從而在詩歌創作上作出了新的開拓，在唐代詩苑中獨創一家。王維是禅宗信徒，《六祖壇經》的“自性不染著”、“心但無不淨”的觀點對他影響尤深，王維主張“自性內照”，強調以內心的解脫來克服現實苦難。以一念心淨對待外境，萬法平等，自然一切都與我無涉，都是甯靜的。王維善于在詩中表現一種“空”“寂”“閑”的境界，特別是描摹大自然的靜態美，抒發出人們在觀賞自然的物我兩忘的感受。他寫的田園詩，不同于陶潛詩的渾樸自然。另有一種甯谧閑適的格調。如《渭業田家》《淇上即事田園》，《終南別業》等都由“空、寂、閑”的境界引發的禅悅，即由于悟得禅趣而體驗到的那種內心怡悅的心情，物我兩忘的境界。禅宗思想對形成王維詩獨特的藝術風格也起了一定作用。詩中的“澄澹精致”“渾厚閑雅”的藝術特色得力于他的禅學修養。王維還寫有《爲舜閣黎謝禦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大通是神秀谧號，大照是普寂谥號。他有《谒璇上人並序》，璇上人即道璇，與一行同出于普寂門下，王維的《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碑銘》中的淨覺，曾就學于五祖弘忍弟子玄赜。撰寫《六祖能禅師碑銘》，這是最早傳述六祖思想的可靠文獻。同時王維寫了許多與佛教相關的詩文資料，分別載在《全唐文》《全唐詩》中。在《舊唐書》卷190《王維傳》中還說：他妻死後，不再娶，叁十年獨居一室。臨終之際，他給平生親故寫信“多教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
(叁)、柳宗元與佛教
柳宗元(773—819)與韓愈齊名，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詩人，也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信仰佛教，學習天臺，佛教史書《佛祖統記》把他列到湛然門下，爲護法中堅。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叁十年—。在《，水州龍興寺西軒記》上又說：“余知釋氏之道且久—。柳宗元信佛與環境也有關系。他少年時隨父親柳鎮去任職洪洲：下江西南昌)。馬祖道一正在那裏傳法，受到江西觀察使李兼的禮重。李兼是柳鎮的上司，常去聽道一開示。他的嶽父楊憑也信佛，曾對如海禅師執弟子禮，柳宗元在長安作官時，正逢朝野奉佛空氣正濃。德宗李適崇信佛教，對佛法的弘揚推波助瀾。柳宗元本人也與文暢、靈澈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有密切往還。他對晉宋以來謝安、王羲之、習鑿齒、謝靈運、鮑照等人與名僧友道琳、道安、慧遠、慧休交遊的故事，也頌揚社會上那些—服勤聖人之教，尊孔浮屠之事”。的人物。
廠水貞革新”失敗，柳宗元被貶南荒永州。此時他正壯志淩雲，一腔熱血，原以爲能在官場上大顯身手。如今卻宦海沈浮。剛到永州，寄居龍興寺，沙門重巽，對他多有關照。兩人相處甚好。這在《巽上人以竹間自采新茶見贈酬之以詩》，《巽公院五詠》等作品裏有所反映!人世間的滄桑，加上環境的影響，柳宗元信佛之心愈加彌笃。這個時期他寫了不少宣揚佛教的詩文，其中包括一些釋教碑。在《全唐文》保存了很多佛教的塔銘、碑志以及序文等。這與他交結僧侶，在佛教界有較高聲望有關，包括《曹溪第六祖賜谧大鑒禅師碑》這樣重要的佛學著作。柳宗元是典型的中國官僚士人夫，他相信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佛教教義的理解，他談到自己對佛教的認識說：“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于零陵，吾獨有得焉”!這是表明在佛學義理上的收獲。然而經國濟民一直是他的人生理想。所以在柳州時仍兢兢業業，盡心吏治。同時也把佛家觀念納入儒家理論體系。在如何使儒釋合一的問題上，他說：“拍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前者批評了絕對的排佛者，認爲他們沒有認識到佛學的思辯性及其精神作用，後者譏笑盲目的崇信者。他認爲這兩種對待佛教的態度都是不正確的。他批評韓愈是“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辒玉也”。那麼柳宗元獨得之玉是甚麼呢
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中說：“余觀老子，亦孔氏之遺流也，下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韓，刑名縱橫之說，其疊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
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以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他認爲老子、孔子以及楊墨申韓，刑名縱橫，皆有補于世，並不相矛盾，不同之處則仁者見仁而已。至于佛教，由于其在各家之後，所以才尤其被世人看作異端。但是佛教並不完全與儒家相違背，“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鹹伸其所長，而黜其奇邪，要之與孔子同道……(同上了他又在《送僧浩初序》中說：“浮屠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性情爽然，下與孔異道”。柳宗元認爲儒釋相同方面有如下幾點。
首先在倫理觀方面，他強調佛教是主孝敬的。在《送浚上人歸淮南觐省序》中說：—金仙氏之道，蓋本于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于空無”。稱揚孝僧元嵩，並提出佛經有《大報恩》十篇等宣揚孝道的經典。這樣在倫理上將儒釋調合起來了。
其次在人性論方面，他把佛家的心性學說與儒家性善論相溝通。在《曹溪第六祖賜谧大鑒禅師碑》中說：“……其教人，始以性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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