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地佛教度僧製度辨析——以唐—五代的童行爲中心

　　湛如

　　一、問題的提出

　　童行是中國佛教度僧特殊製度，這種由童行剃度爲沙彌，再由沙彌受戒爲僧尼，均需依照既定的律令手續辦理，否則屬于私度的違法行爲。童行製度在唐五代十分流行，至宋代則日漸完備。童行製度的出現與漢地佛教僧團的演進有著密切關聯，標志著教團度僧自主權的喪失，同時也意味著教團在不斷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官府對度僧的直接監管，強化並保證了僧團的整體水平。

　　晚唐五代是漢地佛教禅宗走向全盛的時代，而禅宗教團在武宗廢佛後的崛起同清規等教製的完善是同步的。探討這一時期的童行製度，是我們觀察佛教僧製中國化的一個重要視角，對我們進一步了解漢地佛教僧製建設與政權關系有著一定啓迪。童行等相關度僧製度與當時的僧團建設有哪些關聯？而這些度僧製度的相繼出現並日益具體化的原因何在？本文將對晉唐時期的僧製與度僧問題進行回顧，並重點對晚唐五代童行剃度加以辨析，力圖對上述問題作出回答，冀此希望能對現代佛教僧團的建設提供參考。

　　謹以此文爲中國佛教兩千年頌禱！

　　二、漢地早期的出家剃度與童行

　　童行亦稱爲童子、行者，即在未被剃度成沙彌之前，留有長發、居于寺院的人。童行者首先得到父母、祖父母的出家許可證明，並有出家大德的接受承諾，方能入寺修學，由接受的比丘爲其確定法名，並進行童行籍登錄。同時，如有侍養祖父母、父母的義務、犯罪者及有犯罪前科者均被禁止成爲童行。童行期間是希望出家者與寺院之間相互了解與適應的過程，並完成一定範圍的勞務。經過相當時間的考察，實際上是對學道者信心的激勵。結束童行期間各種精進的錘煉，以特恩度僧與試經度僧爲契機，經所屬寺院依止比丘的推薦，再經官府的審查等手續，即獲得官度資格，領取度牒。

　　關于童行出現的時間，根據文獻記載，至少在東晉時已經出現，並且在唐代較爲流行。童子與行者之間有著年齡的區別，《禅林象器箋》載：“自七歲止十五者皆稱童子”(1)。《釋氏要覽》引用《善見律》資料對行者進行了說明，也向我們報告了行者的年齡與在漢地的出現年代。如：

　　行者，《善見律》雲：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缽，欲依寺中住者名畔頭波羅沙，今詳若此方行者也。經中多呼修行人爲行者，行是所修二種行也，者即五蘊假者，是能修行之人也。凡十六歲已上，應呼行者。謂男生八歲毀齒，十六陽氣全，以其有意樂信忍，修淨梵行故，自晉時已有此人(2)。

　　印度早期律典對沙彌不僅有著嚴格的年齡界限，亦有名字上的不同。《摩诃僧祗律》卷二十九載：

　　沙彌有叁品，一者從七歲至十叁，名爲驅烏沙彌。二者從十四至十九，是名應法沙彌。叁者從二十上至七十，是名名字沙彌(3)。

　　律藏對驅烏沙彌與應法沙彌的年齡界定，與童行的年齡大致相同。東晉前後，沒有經過童行階段而直接成爲沙彌或比丘的現象較爲普遍。當時的剃度製度尚未具體化，出家行爲首先是個人選擇，經僧團首肯即可出家，所有程序均在僧團內部完成。

　　慧皎在《高僧傳》中爲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資料，其中僧徹(4)、寶亮(5)、昙無竭(6)、道汪(7)、慧觀(8)等都是直接剃度爲沙彌，此中依止的對象多爲廬山慧遠。除了童行在當時已形成製度化之外，與廬山僧團在教界的地位與影響有著密切關系。

　　唐初道宣的《續高僧傳》同樣保存了一些信息，梁代出家的普曠(9)、隋代的慧頤(10)、陳代的智徽(11)、法喜(12)等也是直接剃度出家入道。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晉唐時期的沙門出家多在幼弱，七歲至十五歲之間的較爲普遍。嚴格地說，當時所執行的剃度製度同印度律製是接軌的。

　　《高僧傳》與《續高僧傳》的報道，使我們獲悉，當時出家者的年齡同《摩诃僧祗律》的剃度沙彌年齡是一致的，即七歲以下的例子十分少見，如果有的話，當視特殊的例外。

　　童行是沙彌前的准備階段，梁唐僧傳等資料中並沒有更多地向我們報道有關童行的情況，但是從進入寺院到剃度爲沙彌之間的階段即是童行，開皇十叁年出家的道因與唐初的道宣均有類似的經曆(13)。

　　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漢地早期童行出現的原因是對官府爲建立嚴格度僧製度的一種舉措，並對教團成員的構成起到積極作用。由于童行均爲弱年，所以童行與出家避徭役的說法應無特別關聯。童行在寺院的修習階段，是僧格養成的重要時期。

　　叁、唐代的度僧製度

　　(一)試經度僧與童行

　　唐代度僧主要采取試經與恩度兩種形式，私度僧尼屬于違法行爲。以下對試經度僧進行討論。據《全唐文》卷五載：

　　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令度人爲僧尼，總數以叁千爲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委有司量定。務須精誠德業，無問年之幼長。其往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阙數，若官人簡練不精，宜附殿失(14)。

　　《度僧于天下诏》是貞觀九年度僧诏令，基本上反映了唐初官方度僧政策，並規定所有寺院必須遵循所司製定的條製。度僧的人數限製在叁千以內，在具體年齡、對象等方面比較寬泛，但私度僧尼爲律令所禁止(15)。至中宗神龍二年(706)則進一步完善了官方度僧的製度，製定試經度僧。現將兩條試經度僧的資料抄錄如下：

　　《釋氏稽古略》卷叁載：

　　神龍二年八月诏天下試童行經義，挑通無滯者度之爲僧。試經度僧從此而始(16)。

　　《佛祖統紀》卷四十載：

　　诏天下試經度人，山陰靈隱僧童大義，年十二，誦《法華經》，試中第一(17)。

　　以上資料向我們透露了中宗時設立試經度僧的基本情況，並指出當時試經科目爲《法華經》，只是在設立的具體時間上有所出入。關于大義的資料還見于《宋高僧傳》卷十五，對當時試經作了較爲詳細的記載，使我們知道大義的得度是恩度與試經並行的結果，還指出試經的含義包括誦經及解答經意，並由官府的都督胡元禮主持考場(18)。

　　《釋氏稽古略》將中宗神龍時期的試經稱爲童行試經之始，但《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十卻爲我們提供了以下信息：

　　敕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令诠試業行童子一百五十人擬度。至其月十叁日，于寺建齋度僧，命法師看度(19)。

　　高宗顯慶叁年(658)的試經度僧由玄奘法師主持，並一次性剃度一百五十人，這一記載較《釋氏稽古略》的說法提前了近六十年。應該認爲試經度僧至中宗時已經成爲定式，並更加具體化。

　　同時，我們也大致窺知當時童行製度已經非常流行，當時一般寺院童行存在的現象應較爲普遍。肅宗時的試經者則必須能誦七百或五百紙方能剃度，據《宋高僧傳》卷十五的記載，道標自幼穎悟非凡，有大沙門曾預言其應歸釋氏，後道標投靈隱山白雲峰海和尚座下。至德二年(757)，诏令白衣通七百紙者得度，道標首中其選(20)，湖州八聖道寺的真乘熟記五百紙而得度(21)。宋·本覺《釋氏通鑒》卷九載：“乾元元年戊戌(758)敕五嶽各建寺，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度爲僧。”

　　此後代宗大曆八年(773)又有诏令頒布，規定試經者須經過經律論叁科的綜合考核方能得度(22)。大曆年間是唐代官方試經度僧的重要時期，不僅增添了考試科目，而且所測試經典的數量也達到頂峰，嚴格規定試經者必須熟背《法華經》、《楞嚴經》等四部經典，使當時佛教界都有“敕條嚴峻”的感歎。

　　據《宋高僧傳》卷六載：“于時敕條嚴峻，出家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發，清即誦《法華》、《維摩》、《楞伽》、《佛頂》等經。”(23)據《開元釋教錄》卷十九得知，《法華經》八卷，一百五十二紙；《正法華經》十卷，一百九十紙；《維摩诘所說經》叁卷，六十一紙；《維摩诘經》二卷，五十五紙；《入楞伽經》十卷，一百七十四紙；《大乘入楞伽經》七卷，一百叁十七紙；《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兩譯共十五紙(24)。神清得度時所背誦的四部經，據《開元錄》的記載，其總數才四百叁十叁紙，而這一數字還不到千紙試經的一半，可見大曆年間的剃度之難。

　　敬宗寶曆元年(825)诏令背誦一百五十紙者得度爲僧，背誦一百紙者度爲尼，由兩街功德使任命戒行清淨的大德主持試經工作。試經紙數的減少主要與戒壇廢弛、久不度僧有關(25)。宣宗大中十年(856)所頒布的度僧條令指出，以佛教的戒定慧做爲衡量得度者的條件(26)。

　　唐代度僧試經所背誦經典多少的變化，與當時佛教僧團的發展形式有著密切關聯。敬宗元年頒布試經者須背誦一百五十紙者，正是佛教度僧製度的低迷時期，《佛祖統紀》卷四十二《法雲通塞志》記載了敬宗寶曆元年(825)，敕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以中護軍劉規充左右街功德使，擇戒行者爲大德。文宗太和二年(828)，江西觀察使沈傳師請于洪州建方等道場，以聖誕度僧。

　　宣宗大中二年(848)，敕上都、東都、荊、揚、汴、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壇，爲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27)。方等戒壇的設立，放寬了登壇受具者的條件，而試經要求的降低同樣使僧團的結構發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質變。鑒于僧團結構出現的問題，開元十二年(724)及太和九年(835)等先後幾次通過對僧尼的試經測驗來達到精整僧團的效果(28)。

　　童行製度至唐代已經十分流行與完備，一般寺院有相當數量的童行存在，並接受固定齋會的各種供養，寺院已經將童行列爲僧團的一類，日僧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叁記載五臺山清涼寺專門提到了童行出席齋會的情景(29)。禅宗獨自的寺院于百丈禅師後先後創建，禅律共住的時代宣告結束，而禅宗關于行者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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