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清朝的民衆教化

　　滿清朝廷，在統治著具有高度文化漢民族的過程中，在作爲維持其政權的重要政策之內，堪加注意者，乃爲對于從來不加拘束的庶民階級，作了教化的工作。由來中國的爲政者們所擔心的，是爲表現對于政治的不滿，而發生于庶民社會的宗教叛亂；清朝爲了緩和民衆對于政治的不滿，並且根絕宗教的叛亂起見，便以實施民衆教化，直接號召下層社會，普及封建的儒教道德，以達成其政治權威感滲透的目的。此一具體的政策，即如清聖祖康熙九年(西元一六七○年)，頒布了「聖谕」十六條，清世宗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年)，將之敷衍而成爲「聖谕廣訓」，頒布全國。從此直到清德宗光緒末年(西元一九○八年)，每月的朔望，在各地方各開兩次例行的聖谕廣訓講讀會，竟然成了一種民間的風尚。它的第七條，名爲「黜異端以崇正學」的項下，對于佛教的抨擊如次：「如吐妄說而謂一子出家九族升天；說地獄、輪回、報應等之虛談以惑人；設龍華會、盂蘭盆會、救孤會，男女混淆，不分晝夜，講經說法以計利；甚而至于立黨結盟，逆于大義名分，惑世誣民。」

　　盡管雍正帝及滿洲人是信奉喇嘛教的，對于漢民族的宗教政策卻不同。異民族的爲政者，藉儒教的權威，正社會的風教，以教化庶民。阻止了僧尼等的社會教化活動，將寺院僧侶與社會隔離，接著又以法令，禁止婦人女子參拜寺廟，若犯者，寺廟以迄常住僧受罰。

　　與此風潮俱來的是什麼呢？唐末以後，在中國的民間所形成的儒佛道叁教混融的民間信仰，乃系以正常的教義，將佛教及道教改變後而作的普遍化。在明朝，被稱爲所謂善書的刊行物，到清朝，因爲故意將宗教與民間隔離後，卻有更多的所謂寶卷(藝人的說唱)，爲民間所愛讀。這大概是由見于敦煌文書等的「變文」轉化而來。漢民族對于異族政權，發生反抗意識的重要原因，是羅教(無爲教)，其他的，則以清仁宗嘉慶初年(西元一七九六年)白蓮教匪劉之助及太平天國長毛賊之亂爲中心的宗教性秘密結社，這些民俗宗教，盡管有政府的禁令，依然在各地起事。這是對于既成的正統宗教，采取了隔離政策的清朝政府，引起了反抗的作用，以致産生這樣的秘密結社。

　　政府故意輕視漢人的佛教，且如上述那樣的施政方策，促成輕視佛教的風氣，再由于僧尼自身的素質低下，所以消失了社會對于佛教的尊敬。在當時的諺語中，諸如「無法子做和尚」(沒有謀生之能，便做和尚)；「和尚見錢經也賣」(和尚也爲了錢而賣經)；「十個姑子九個娼，余下一個是瘋狂」(在十個女尼之中，連一個清淨的也沒有)；「地獄門前僧道多」(在地獄門前多的是僧道)。相信這些，未必是事實的寫照，但考慮到當時之所以産生這種俚諺的社會背景中，來看清代的佛教。此時，像以前那樣，沙門被視作方外之民的情形，已不複見，僧尼已被一律置于世俗法的支配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