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律學的勃興

　　佛教，自古重視戒、定、慧叁學。出家者以學習戒律爲修習定學的基礎，先經禅定的學習，始能進入慧學，所以，戒、定、慧叁學，乃爲修學佛道的曆程。然在中國，先有對于漢譯佛典研究的慧學，由慧學而得到戒、定二學，于是叁學分立，就其個別的專門，而形成了宗派。故在中國，要強調知行並重和解行一致，以誡遍行叁學。但在印度的佛教，以佛製的戒律爲權威的根本，一面求其齊備，同時依之發展成爲教團的曆史。到了部派佛教時代，遂有個別齊備律藏的傳持，而出現的薩婆多(有部)、昙無德(法藏部)、彌沙塞(化地部)、僧祇(大衆部)，以及迦葉遺(飲光部)等有力的部派教團。在中國社會中的佛教，開始有教團的活動者，大約在西元五世紀之初；爲應教團的需求，始有《十誦律》、《四分律》、《五分律》、《僧祇律》等部派的律藏，譯成了漢文。然此與其說將印度的部派傳播過來，毋甯說是爲當時的中國佛教，面臨著教團的形成及其經營的問題，提供了參考資料。此也正是中國有律學之始，因對各派的律藏研究之時，絲毫不受傳統立場的製約，取舍抉擇，完全自由。

　　在六朝之際的華北地方，采《僧祇律》；江南則用《十誦律》；受戒時也有依據《四分律》的，此後的佛寺生活，乃依以《十誦律》和《僧祇律》。北魏時代，五臺山法聰的法系之下，出有道覆、慧光、道雲、智首，起而研究四分律藏的流風，迄今依然壓抑著僧祇律學的發展。尤其光統律師慧光(西元四六八─五叁七年)的努力，使得《四分律》比起其他律藏之在內容和理解上，更爲容易，因此，到了唐初，即有南出、相部、東塔之叁部，成了四分律學上鼎足之勢。當時，恰巧是在唐朝整備中央集權的國家體製之際，以其對于佛教政策之開展和密切的關系，遂使《四分律》遍及中國佛教的全體，確保了戒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