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節 州立的官寺和內道場

　　唐高祖于建國之初武德元年(西元六一八年)，迎僧侶及道士各六十九人于太極殿，設無遮大會，命以七日間的行道功德，追薦爲其開國而捐軀的亡者。太宗也爲揚其國威而陣亡的將士們，于七處主要的戰場各建一寺，並敕群臣爲各寺立碑，顯彰武勳。唐太宗貞觀二年(西元六二八年)于長安諸寺，設齋會七晝夜，行道忏悔，以祈念戰死者的冥福。是年五月，于先帝高祖的忌辰，在長安章敬寺，設齋行香，此後即定爲永式，製定爲國忌法會。七月，诏令京城及天下諸州的僧道，爲國民祈福，並祈百谷成熟，轉經行道七日七夜，至此，便以每年的正月及七月，成爲例行的軍中行事。貞觀叁年正月，下诏長安的沙門，于每月二十七日，轉讀《仁王經》，以祈念唐室的安泰與資福國家。這些由于皇帝的敕命而作的臨時建齋法會，以及月例法會和年中行事的齋供，均系由國家支給。以佛教界看來，對于唐朝的國家而言，這是佛寺的使命，也是僧尼的法務。不過，擔當類此的任務者，不僅限于長安一地的佛寺及僧尼，而是普及于天下諸州佛教界中的事。

　　再說道教，傳說其開祖老子(李耳)，因與唐室同姓的特別關系，故常見以道教在先，佛教在後而予繁盛。其實，若據社會上的勢力而言，道教依然不及佛教。但是，在唐代對于宗教方面的政令之中，乃至法令的條文，總是把佛教與道教，僧尼與道士女冠(女道士)，僧道及寺觀，一並處理。

　　唐高宗于幹封元年(西元六六六年)正月，敕令天下諸州，各建寺觀一所，各度僧道七人，以居各寺觀。則天武後于天授元年(西元六九○年)，命以長安及洛陽兩京爲首，天下諸州各置大雲經寺一所，在禁內設內道場以迎名僧。這些大雲經寺的建立，是爲祈念其武周革命的成功。不久，複興唐室的中宗，于天下諸州置寺觀各一所，名爲中興寺及中興觀。然其中興寺者，即爲大雲寺之改名，中興觀則系新的建築。但到後來又被更名爲龍興寺觀。

　　盛唐的玄宗，于開元二十六年(西元七叁八年)，敕令天下諸州，于龍興寺觀之外，各再新創開元寺觀一所。因此，當時的天下諸州，國立的佛寺龍興寺、開元寺，國立的道觀龍興觀、開元觀，四所並存。若依翌年(西元七叁九年)之敕，則于每年上中下的叁元節，和玄宗聖節之千秋節，天下各開元寺觀，設置祝聖道場，僧道們舉行爲祝聖壽無窮以及國運安泰而作的祈念法會，又于先帝的國忌，在各州的龍興寺觀，設置行道散花的國忌道場，作爲追薦先帝的宗教儀式。製定地方官僚，于每年的聖節以及國忌之日，停止政務而去參列法會儀式。

　　天下諸州國立的開元寺觀及龍興寺觀，不僅作爲聖節與國忌日的國家道場，同時更作爲各地方的道佛二教的信仰中心，將受自中央的宗教文化，普及于各地方，而且對其管下的寺觀及僧道的宗教行政上，占有統括性的重要地位。

　　唐玄宗天寶五年(西元七四六年)，不空叁藏再度入長安，曆仕于玄宗、肅宗、代宗的叁朝，于禁內設置內道場，作爲新佛教的活躍中心，以密教的修法禳災致福。肅宗之世，內道場的供奉僧達數百人，朝夕修持的念誦之聲，聞及大內。代宗之際的內道場，亦供奉大德百余人，居止、念誦、轉往行道；盛行佛誕會、盂蘭盆會；每年的聖節，則召名僧至禁內，施內齋。像這樣的僧侶出入于禁內的榮譽，其儀禮之隆重，亦淩乎王公之上。雖然，唐室的內道場及內齋的施設，有時期也會中止，但此卻爲唐室皇帝自己信仰佛教時許多場合的通例。

　　唐朝的佛教，是以禁內的內道場、兩京的諸大寺、天下諸州的開元寺及龍興寺，作爲各層的中心，由中央以迄各地方，納入統一的國家行政組織，以推行造寺度僧和佛教儀禮。根據這些施設，唐朝對于宗教的期望及其使命之達成而言，可謂唐代佛教所賦的國家性格，是非常強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