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節 南朝的佛教

　　宋武帝(西元四二○─四二二年)企圖僧尼之淘汰而未實施，反禮遇什公門下的慧嚴及僧導等，至宋文帝(西元四二四─四五叁年)，躬自就道生及求那跋摩(Guṇavarman西元叁七七─四叁一年)等探究佛理，並下問尚書令何尚之有關因果報應之理，請高僧至內殿講經，又設八關齋于中興寺等，大加保護。又有慧琳參與國政而被世人稱爲黑衣宰相。由此，當時望族之關系于佛教者極多，建康的佛教亦因之盛行。慧琳作有《白黑論》(均善論)，論儒佛之同異，以此爲契機而引出何承天的《達性論》，慧遠門下宗炳之《難白黑論》、《明佛論》，顔延之(西元叁四八─四五六年)的《釋何衡陽達性論》等連續對佛教教理作相互間的論難。

　　在這時代，從事譯業的梵僧之可舉者，有于宋陽王景平元年(西元四二叁年)來華譯出《五分律》的罽賓佛陀什(Buddhajīva)，元嘉之初來華譯出《觀無量壽經》的西域人畺良耶舍(Kalayaśas 西元叁八叁－四叁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西元四叁一年)至建康，僅九個月即以六十五歲圓寂而譯出了《菩薩善戒經》、《四分比丘尼羯磨法》等的求那跋摩，他使中國僧尼教團之受戒，成爲可能。另有從海路自廣州登陸，于元嘉十二年至建康，受文帝優遇，後在荊州從事譯經，出有《雜阿含經》、《勝鬘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等五十二部百四十四卷的求那跋陀羅(Guṇabhdra 西元叁九四─四六八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