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韓愈

　　太虛

　　自佛教來東震旦土，韓愈之前，儒流起爲排斥者，寥寥無聞，而論诤傾軋者，皆出于習黃老學及謬托道流之黃巾米賊。崔浩、傅奕雖史官，其先皆黃巾，故蠱惑帝主以滅佛，不在興儒教而在興道教，儒者則往往調和其間，雍容評訂，多右佛而绌道，觀弘明集、廣弘明集所載者，詳矣。韓愈獨樹幟辟佛、老，自比孟轲拒楊、墨，謬種傳流，抑若一辟佛即足以爲大儒，儒之辟佛者乃競起。然韓愈多言無行，讦悖而不能自信信人，當其生蓋少有悅從者。舊唐史譏愈恃才肆意，有盭孔孟之旨，譏戲不近人情，文章甚纰缪。其友柳宗元，深非愈斥浮圖，謂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退之所罪者其迹也，非所謂去名而求實者矣。又若張籍，其爲辭辟老，雖與愈同，然于愈之言行多不足，數數贻書規其過。嘗曰：“比則執事多尚駁無實之說，使人陳之于前以爲歡，甚有累于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嗣孟轲、揚雄之作，辨楊、墨、老、釋之說”！愈雖與籍友善，卒自文而拒其谏。晚年立朝廷，名譽已高，陷溺彌甚，一無所建白，唯以文、酒、博塞、酬應、媚流俗──見龍子非韓論──。老彌淫毒，服丹砂、雄雞以健陽道，卒之以死！觀此、可見愈嗜好下劣，言行乖僻矣！抑愈尤無操守，以谏迎佛骨被貶潮州，遽惴惴恐道死，乞靈湘江女鬼，兄事毛仙翁求其術，上尊號，請封禅，媚上希回複官──皆見愈文集──。大顛師斥其辟佛爲舜犬妾婦之行，氣結無以難──黃魯直曰：“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爲之沮”──。既服其道，複答書孟簡作自文計曰：“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與之交遊，非爲求福”。夫信佛豈專以求福者，用此自解，適見其不知佛而辟佛，爲舜犬妾婦之行耳！愈尤躁妄于進，試禮部時，遍上朝宰書，詞卑顔厚極矣！張子韶曰：“退之累數千言，求官于宰相；至第二書乃複自比爲盜賊管庫，且雲其大聲而疾呼矣，何略不知恥”！余謂愈雖善屬文，亦淳于髡之流，至局脊儒言而不能守，行節虧缺，則猶下矣！逮歐陽修力推崇愈所爲文，後世儒者遂沿習尊奉之。然宋明來，非愈者亦多，殆掊擊無複完膚；第俗儒少讀書，故爲所惑耳。西蜀龍子有非韓百篇，明教嵩師有非韓叁十篇──二書皆折以儒者所宗經義者，不獨斥其理論乖謬，辭句間亦多糾正。誦韓文者，不可不兼讀此二書──。蘇轼亦有非原性等篇，且曰：“退之與聖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王安石亦譏之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佛老爲己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二程、朱、陸，亦往往不足愈之言行。而陽明傳習錄，則曰：“退之、文人之雄耳，以語聖人之道則遠矣”！至若張商英、劉谧輩，著書非其說者尤夥，吾宜乎可以無言矣！雖然、彼皆泛取愈之言行論之者，吾書之旨，凡不關及乎佛教者，概置不辨，獨取其語涉佛教之文，條分篇章，據理深斥焉耳。

　　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駁曰：張藉勉韓愈作一書，若揚子雲法言者，以存聖人之道，而排斥佛老之說。愈始則謝以二氏爲天子公卿輔相所宗事，畏而不敢遂成爲書，繼又大言自壯曰：“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昔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玆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玆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何遽戚戚于吾所爲哉”？交蘆子曰：愈之言如是，而晚年既顯貴，縱未能行其道，亦應爲其書矣。而傳者謂其晚年益頹唐，一無所見樹于朝廷，吾嘗疑之！讀原道而後知愈不唯未嘗知佛、老，仰未嘗知儒！其立論前後相剌謬，亦矜氣求勝人而務顯才名，聳動觀聽，冀略取高官厚祿耳！宜其年長位隆，益靡然也！就此章觀之，初之四句，可暫許爲一家別義；曰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則謬極矣！不第與宙合內人之言道德仁義者大相左，而愈之一篇中自爲抵牾者尤甚也。夫道德既唯虛位，則題曰原道者，亦豈即原此虛位乎？有爲韓愈圓其說者曰：韓愈意謂仁指博愛，義指行宜，仁與義之名有所定指，故仁與義爲定名；若夫道，則仁義所由而之焉者耳，若夫德，則仁義所充而足乎己者耳，故道與德爲虛位。交蘆子曰：信然，則道指由致所至，德指充足乎己，道與德何嘗無定指乎？何嘗非定名乎？果如其說，益見雖有仁義，非道則終不能由致而至，非德則終不能充足夫己；非道德則人自人，仁義自仁義，人與仁義兩不相關；仁義縱實，既與人不相關，以人言之，則雖謂仁義爲虛無可也。此正顯人之所必有者在道德，人唯實有道德，乃能由焉至焉而充仁義足乎己。夫然，是仁義待道德而後實，非道德離仁義則爲虛也。

　　請更爲譬說以喻之：人譬之舟，仁義譬之舟之行，而道德則譬水之負舟而成行也。舟離水則不能行，故非水則以舟言舟，固與行動絕不能相附，而水之爲水，雖無一舟行于其中，卒自若也！抑猶有進焉者，舟者水行之器，離水則不能行，即不得謂之舟；舟在水未有不能行者，亦未有必須常行、必能常行者，雖有時不行，行動之本能固依然在，而不失其爲舟。人離道德，即不得謂之人；人果體合道德，未有不能行仁義者，亦未有必須行仁義、必能行仁義者，雖有時不行仁義，行仁義之本能固依然在，而不失其爲人。故以人言人，實莫實乎道德，不可須臾離焉，而仁義則可有可無者也。此適以明仁義是道德之人所現起之分理，非若道德而實有所指者耳。曾何足爲韓愈圓其說乎？雖然、韓愈之證明道德是虛位者，固在道有君子與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二句。彼意謂道德猶君位，堯舜可居，桀纣亦可居；堯舜居之則隨之而君子，隨之而吉，桀纣居之，則隨之而小人，隨之而凶；故道德爲虛位。而實之者，則在處君位者之事行，堯舜之事行，仁義也，桀纣之事行，暴戾也，仁義與暴戾拒非若道德之能兼容，故仁義爲定名。殊不知道德仁義之義界非一，引據一古義以爲立，亦即可引據一古義以爲破。此不必遠征也！博愛爲仁，行而宜之爲義，是韓愈所自立者也。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韓愈指老子之所見者也。然則道或君子、或小人，德或吉、或凶，故道德爲虛位者，今仁或博愛、或煦煦，義或行而宜之、或孑孑，何獨非虛位乎？若曰：煦煦、孑孑，實非仁義，故仁義爲定名，則獨不可曰小人與凶實非道德，故道德爲定名乎？抑道若必兼小人者，何以書稱殷受不道；德若必兼凶者，何以傳稱孤唯不德，罹茲鞠凶。且既決以道或君子、或小人，德或吉、或凶，而仁義唯是君子道之吉德，則益顯道德爲大，仁義爲小，道德必赅仁義，仁義不足以盡道德耳。且既決以小人與凶亦爲道德，得道德之半，何足以見合仁與義言之，必爲天下之公言？去仁與義言之，必爲一人之私言乎？前後矛盾自陷，吾有以見愈之進退失據耳!吾請爲老子反其說以見趣曰：韓愈之虛道德，非毀之也，其見者虛也！掩目而觀世間曰：世間虛無物者，非世間虛無物也；彼以由是而之焉爲道，足乎己無待于外爲德，其虛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雲者，仁義不足以盡之者也，天下之公言也！韓愈之所謂道德雲者，局脊乎仁義者也，一人之私言也！雖使奉韓愈爲祖師者觀之，固亦不能爲韓愈爭勝也！蓋此類皆模棱兩可之言耳。且老子亦自有道德仁義之義界，細讀老子自知，初未嘗曰煦煦爲仁，孑孑爲義也。亦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道德而後仁義者，亦猶雲失王而後霸也。霸雖未王，固必以尊王而後謂之霸；老子何嘗曰必去仁與義，乃爲道德乎？韓愈亦憑己之憶想而誣老子所言仁義道德，如彼之所雲耳！最可嗤者，楊誠齋爲韓愈救其謬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然則獨不可曰仁義之實雖非虛，而仁義之位則虛乎？唯楊龜山謂：“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舍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斯則差能舉道德與仁義之分者！然欲就道德仁義之涵義，決擇衆家之說而綽約其言，蓋非短論可斟酌飽滿而無滲漏，故吾今但破韓愈之謬，而未嘗自立道德仁義之理，此讀文者所當知，而不得執吾言以難也。然韓愈之說，已椎爲齑粉，雖累千萬喙，亦不能爲之辨護矣！陋哉韓愈！何足以原道！(見海刊二卷五期)

　　(附注)原作“非韓愈”，今依文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