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青年路向問到佛教革興

　　太虛

　　──二十九年五月在雲南昆明佛教會──

　　在一個空氣靜肅的暮色裏，我們四人踏進一間簡潔的客室；一種偉大人格的感化力，令我們從心坎中發出敬佩，不期然的來個五體投地──頂禮大師！

　　“坐坐！請坐！你們有什麼話要講呢”？大師慈和的笑容和音調，減低了空氣的嚴肅性，談話也就這樣開始了。

　　“這回我們從香港到重慶去求法，途經昆明，適大師訪問國際佛教回國，得以拜見，現在這難得的機緣中，想從僧青年的立場提出幾個問題，請大師指示”！妙欽簡要的說明了來意，接著就提出問題來：

　　“從大師這回訪問考察各佛教國的所得說來，一般曾受過新佛教洗禮的僧青年，今後應走的是什麼路向”？

　　“說到新佛教青年僧今後應走的路向，就要涉及中國佛教今後革興的整個問題上來”。大師微展笑顔，從容不迫的答道：“革興今後中國佛教的方法，可有二點：第一、將中國原有的佛教來改善，新舊融和，而使舊的分子潛移默化，慢慢的改新，以達複興目的。第二、原有舊的佛教不管他，自己來創立一種健全的新的佛教集團，將這新的集團擴充普遍起來，以代替舊的佛教。根據這兩點，今後僧青年就有兩種路向可走。譬如要從第一種辦法去革興佛教的，新佛教的僧青年就要鍛煉出堅強的意志和願力，透澈的認識和見解，吃苦耐勞的體魄和習慣，准備深入到叢林裏、禅堂內和經忏群中去，潛移默化，把那舊的腐化的份子轉移過來，佛教就可以漸漸的走上複興之路。班超說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要做這事業的僧青年，最重要的是必須有出淤泥而不染，能轉移環境而不被環境所轉移的意志，不受任何外力的引誘同化或挫折屈服，向著不變的主義和目的邁進。這是今後僧青年應走的第一條路向。如果說要從第二種辦法去革興佛教的話，有志的僧青年就要著手做那組織新佛教集團的准備工作，因爲這是一件艱巨的事業，必需有廣多的信衆和豐裕的財力做基礎才成；假如這集團仍舊是貧乏的──無充裕之財力──、少數人的──無廣多的信衆──，發揮不出力量來，則成爲佛教的一種畸形組織，對于複興佛教毫無裨益，不如無之。著手做這新佛教集團組織的艱巨工作，是今後僧青年可走的第二條路向。在這兩條路向中，第二條路向，不但工作非常艱巨，即使新佛教集團是組織成功了，但革興的力量只能在新集團的範圍內；對于原有的舊佛教，形成一種隔膜，則非感化革興的力量所能及的了！其工作難而收效小，所以我還是希望新佛教的僧青年，今後應該向第一路線深入到叢林中、禅堂裏去”！

　　說到這兒，達居起問道：“大師所指示的這兩點，簡明扼要，確是我們僧青年的指針。但是、我們看見很多前進有爲的僧青年，一走進舊佛教的圈圍中，就妥協屈服，受其同化了！這就是缺乏了大師上來所說的“堅強的意志，透澈的認識”，沒有一個主義來做他們的中心思想，所以精神渙散，不能貫徹的奮鬥下去。但這堅強的意志和貫徹的思想，非經過一番嚴格的精神訓練是不容易做到的；爲要挽救過去的失敗，是否須要設辦這類的團體或學院來加以精神訓練呢”？

　　“關于精神訓練，我從前在武院和閩院時，都曾向這方面努力過，可惜成就很微！再者、如辦佛教刊物，原也是對僧青年精神訓練的最好方法，但曆年來從事佛教刊物的工作者，很少能向建設方面去努力，只是做些過激言論的破壞工作，所以給與僧青年的只是一種對現實佛教不滿的心理，而不能達到對僧青年的主義思想訓練和意志訓練的目的。今後呢？我以爲不須要明顯標榜的組織什麼精神訓練班；唯有一方面希望佛教刊物能改變方針，向這上面努力；另一方面，希望你們有志的僧青年，能夠集 合十個或二十個──不必太多或太少──志同道合的同志，互相切磋研討，比由我們出來組織的被動式的訓練之效力，是要大得多了。希望你們多多努力”！關于我們僧青年本身問題的談話，似乎是告一段落了。于是達居就把談話的範圍擴大：“新佛教運動已經有叁十年的曆史，但還沒有成功，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這失敗的症結是在那兒呢？記得我們在覺津寺時，大醒法師曾對我們說：“中國佛教，只要有十個有爲的僧伽能真誠合作，就有辦法”！這話的反面好像道出了新佛教運動工作者的不能真誠團結底毛病，致弄到中國的佛教沒辦法。這種說法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請教大師又有什麼辦法補救”？

　　“新佛教運動──即佛教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很多的，而大家不能精誠團結，確是占了主要的成分。一方面因爲沒有一個嚴密組織的團體來維系大家的精神，而最大的緣故還是大家都沒有統一的主義思想，所以精神渙散，不能團結。說到補救的辦法，唯有希望大家以後都向統一思想、集中意志的路上走”！大師頗有不勝感慨之意，對于這問題好像很不願意多所發表，于是妙欽就把話題轉到另一方面去：“從大師這回訪問考察的所得看來，各佛教國的佛教製度，有什麼長處可爲將來革興中國佛教的借鏡呢”？

　　“整個的都搬到中國來的適宜的製度是沒有的；有些部分足堪我們采取者，實在不少。尤其是錫蘭佛教徒實行大乘行，辦理社會、慈善、教育事業的精神，更值得我們效法。說到大乘和小乘，中國佛教徒向來高談大乘道理，而實際的行爲大都是小乘行；錫蘭雖只談小乘理，而所做所爲的卻是大乘行。佛教辦的醫院等等慈善機關姑且勿論，就是全國的學校，幾乎都是佛教辦的，僧人自充教員，全國人民受的都是佛教的教育，社會一般人士對于佛教的認識與信仰非常深固，僧人在社會上地位很高，所以錫蘭佛教的基礎非常的穩定。以後我們中國的佛教，不應專在理論上空談大乘，應該要效法于錫蘭佛教，實地的去實踐大乘的行願。日本佛教，原也有辦理社會事業大乘精神的表現，但佛從不能嚴持戒律，沒有住持佛教的僧寶，所以日本佛教的前途未可樂觀。至于暹羅和緬甸的佛教，現在因爲人民教育已脫離了佛教寺院，即辦理其他社會事業亦不如錫蘭之盛，人民對佛教已漸淡其信仰；故暹、緬的佛教，假使不經一番適當的改進，則現在維有帝王或執政者的擁護，將來必趨衰敗無疑”！“以大師這回訪問的觀感說來，中國的佛教和政治應該合一或分離”？妙欽又問。

　　“政教分合，原是沒有一定的好壞。譬如錫蘭、緬甸、暹羅、西藏等處，他們在沒有佛教之前，都無原有的文化學術，故佛教就是他們的文化學術；同時人民的宗教信仰濃厚，所以他們主教者就是執政者，“政教合一”在他們的情形下說來是很好的。至于中國，文化學術很複雜，人民宗教信仰並不濃厚，而且在佛教輸入之先已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術文化，並不需要佛教來參加政治，所以還是政教分開好。我一向就主張：裁減僧數，提高僧格。這少數有高深智學的僧人，站于超然的地位，專門做些弘揚佛法、辦理社會公益的專業。既不障礙于行政，且可補助政治之所不及；政治方面則負保護佛教的責任。如是、政教不合一，亦不是截然無關系；這種不即不離、相互裨益的政教關系，是最切合于中國的環境和情形的”。

　　剛說到這兒，侍役進來報告：雲南省佛會執監會議的開會時間已經到了。于是大師就作個最後的叮囑：“希望你們在研究教理之暇，多多互相作些思想認識上的切磋，以爲將來爲佛教犧牲奮鬥的准備”！大師說是語已，我們皆大歡喜，作禮而退。回到了寢室，大家互相勉勵的說著：“今晚親聆了大師法誨，我們應該要信受奉行”！二十九、六、六，整理于漢院自修室。(妙欽、達居、白慧、松慧記)(見覺音第十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