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叁千萬佛教徒可起來自救救國民矣

　　──二十九年四月在星洲作──

　　我洲同亞、種同黃、文同華、教同佛之日本叁千余萬佛教徒，猶憶民國二十六年“八一叁”滬戰未起之前，我致“東京芝公園增上寺日本佛教聯合會”之電文否？更追溯而上，猶憶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滬戰初停後，我宣布的“因遼滬事變中日策安危”一文否？這兩篇文字，都是勸告日本人及日本佛教徒速設法止息對于中國侵略之妄動，歸還中國一九二０年“九一八”以前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由平等外交途徑，解決多年懸案，恢複民族感情，以實行中日攜手，免由自相殘毀，終被歐、美來解決，或相扼相殺數年數十年而不解，竟至日本完全滅亡。然以民國二十一年後，日本野心軍閥對中國肆行侵略不已，及民國二十六年“八一叁”前，接日本佛教聯合會複電，惟見日本全國人民，全不明了中國真相，遂演成叁十二個月來中日的慘禍！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以來中國的抵抗戰，是死裏求生，實出萬不得已。而日本的侵略戰，則爲完全不須要的，被貪、忿、癡、慢驅使的浪費行動，實同生裏求死。時至今日，中國固然被日本摧殘蹂躏燒殺侵擄等到慘不可言，但另一方面卻在開創建立生長著，確已起死回生；而日本則消耗盡數十年來所積蓄的物力人力，仍得不到一點可以占定下來徐圖蘇息的征兆，確將戕生垂死！換言之，日本已再沒有什麼暴力可進害中國，若循現勢下去，不速自救，則唯有等待崩潰的到來而自殺自亡了。由此、現在我要爲日本叁千余萬佛教徒忠告的，不複是兼顧中日均同利益的意義，乃是完全從利他的悲憫心，爲日本佛教徒自救及救其國民而言的了。

　　一、日本人民一般的錯誤，恐怕因受了貪功妄進的侵略軍閥和野心“支那通”等的虛僞宣傳蒙蔽，完全不明白中國真相；以爲“中國已赤化，普遍排斥日僑在中國的工商業，所以非派防不可”。這于八一叁前“日本佛教聯合會”答我的複函，可推想而知。殊不知這都是對中國懷抱侵略野心的日本軍閥支那通惡意製造出來的妄語，全非事實。

　　九一八以前及以後的中國人民，固然亦時有仇日的言論，或抵製日貨等行動，但這都是日軍閥侵略中國所生的反應；日本人如稍能反省，便可知道。若要中國人對日本釋嫌歸好，應一變對中國的暴逼高壓爲平等相待。然日本軍閥只顧僞造中國赤化，排日的謠言，一方面欺蒙日本國民，一方面爲進兵中國的借口。然事實上，國民政府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都于征伐紅軍，雖經西安事變，因共産黨軍表示複從國民政府而容納，苟非日軍閥肆行壓逼而侵及中國領土及行政之完整，則中國的政府和人民，擇鄰國爲友必在于日本，而文化經濟亦必可增進互相提攜關系。

　　乃日軍閥爲貪、慢、癡心所蔽，淺見短視，妄以爲曆史上多數的蒙古人及滿清人曾用兵力及漢奸滅亡過中國，錯認優勢的日軍，並利用漢奸的傀儡組織，便可征服今日的中國。忘了近代的中國，有英、美、法、俄等複雜國際關系支持著；且清季以來中國民族的自救運動，已到了精力彌滿高漲的時代，萬非孤單腐潰的宋末、明末可相比。

　　二、日本野心的軍閥和支那通，更有太不夠認識中國民族領袖蔣委員長的錯誤，日本的軍閥和支那通，往往以李鴻章、袁世凱等中國以前的首腦人物比蔣，以爲可用兵力征服，或者可用漢奸來分化；殊不知蔣爲第一流軍事家，在盧山集訓軍官時的演說，早已預見到近叁年抗戰的情狀，絕非日本現在的任何軍人能企及。既有遠見又有堅強意志，未發動抵抗則已，一發動後，自必抵抗到底，豈能被日本兵威所屈！且蔣在率領國民革命軍奠都南京以後，雖幾經退職，不旋踵即重起，已見他爲全國唯一重心，離他不可。至二十一年後、他的刻苦耐勞，竭忠盡智，以爲國爲民服務，取得全民及海外華人之一致欽服。尤其“七七”抗戰之後，不唯成爲中國國內軍民大團結的最高領袖，且亦爲國際所信仰的偉大人物，絕非二叁寡廉鮮恥的落伍舊官，或投機取巧的搖動份子所能使之分化，所以、王克敏、梁鴻志的傀儡不能生效，換上汪精衛還是一般無效。

　　日本基于上述兩重的迷誤，遂造成不易救藥的自戕。然日本人民或日本佛教徒，若能勇于自救，則猶未全失挽回的余地。

　　我愛惜日本民族，我尤愛念日本的佛教徒。我于民國十五年出席日本召開全國的佛教東亞大會，並承招遊日本全國的名山佛地，從通都大市以至古刹深林，一月間有百余處受著數萬數千數百佛教徒的歡迎，處處聞到對于聖德太子頌揚，謂日本的文明和明治維新憲法，皆以聖德太子的十九條法令爲根據，故聖德太子實爲日本民族文化的建立者；而聖德太子實爲日本民族文化的建立者，而聖德太子之爲中國南嶽慧思禅師的後身，更是全日本佛徒公認的事實，故口口聲聲以酬報中國的恩德爲言。何況日本佛教徒現代新興的學術研究和社會工作，又在在足爲中國借鏡。所以、日本實由首先承受中國佛教以爲其民族文化的基本，至唐代由僧空海創造日本字母而獲奠定，然後陸續輸入中國的政治文藝，及宋、明之世的儒家理學，迨明治維新後更吸收了近代西洋的科學和工業。接受了印度佛法、中國儒學、西洋科學和工業的世界叁大文化，陶鑄爲日本民族文化，建成與歐、美列強競雄的國家，亦誠有其深堪愛敬之處，所以昔年太戈爾也曾對日本懷著與中印提攜而複興亞洲的熱望。

　　但日本一部分軍閥、財閥，因承受了近代歐洲的侵掠原素，從甲午一戰而勝中國，便存了征服滅亡中國的惡心，由是處心積慮，終至演成近年的凶暴惡行，不唯完全失卻了亞洲各民族的友愛熱情，且將自毀其由聖德太子以來所建立的國家文化，曷勝可惜！然日本人民必有愛護其民族文化的心念，尤其日本佛教徒，更有聖德太子建立的國家和文化，將被狂妄軍閥毀滅的痛感！誠能以此喚醒全日本的人民，共同起來要求撤退侵入中國的軍隊，回複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以前的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則雖日本壯丁已死傷百余萬，數十年儲積的武力財力已消耗殆盡，但中國的飛機飛到日本僅投傳單，尚絲毫未把日本的東京大阪有所殘毀。趁中國始終只求平等自主的和平，尚無報複侵害日本的時候，固猶可退而自保，徐圖蘇息。此不唯日本全國人民之福，亦日本民族保存千百年文化曆史于將來悠久綿遠不絕之幸！

　　若日本叁千萬佛教徒，猶不能速喚起全日本國民，共同作完全撤退侵華日軍之運動，仍聽任瘋狂軍閥胡鬧下去，則惡貫滿盈的日子不久就到，不唯侵入中國的日軍，不久要完全覆滅，絕少生還希望，而日本繁盛都市之被滅轟毀，海陸空軍之被消滅，全國發生大騷動，原有的一切政治和經濟機構大崩潰，亦必次第實現，而日本的佛教徒和全國人民，亦將在玉石俱焚下同歸慘滅！

　　日本叁千萬的佛教徒乎！可以速速起來自救而救日本國民矣。(見海刊二十一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