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法師抗日護國事迹
作者:佚 名
太虛法師(1890—1947)是近代佛教複興運動的倡導者,近代佛教領袖,曾任世界佛學苑苑長、中國佛教學會會長、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他針對清末以來佛教界的種種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號,主張在教理、教製、教産叁個方面實行革新,規劃創建新型的僧團組織和製度,他主張推行貼近普通民衆社會生活的“人生佛教”,並致力發展佛教教育。
心系民族,振臂高呼
作爲中國佛教界的領袖,太虛法師在“九·一八”事變後,針對中日關系日趨緊張的局面,義不容辭地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進行嚴正譴責,同時以亞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爲計,希望佛教徒承擔起維護正義的責任,協同一致,消除戰爭可能給人類帶來的損害。
他引史爲鑒,指出現代歐洲國家正因爲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極端化,從而使歐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潰的末路。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不但堵塞了亞洲民族文化複興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導西方國家共趨世界和平、大同的機會,而且可能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中國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數十年來所造成之政治的經濟的優勢,殆將一舉而歸于毀滅,亦甯日本之利!”他勸導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際,應秉承佛訓,發揚大乘菩薩遏止暴力的無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則當與全亞洲佛教徒聯合起來,共同“製止其非法行動”。
作爲中國人,一個堅持正義和民族尊嚴的人,太虛法師的抗日救國立場是堅定的。作爲關心人類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視野,不願看到中日兩國操戈,使方興未艾的東方文明毀于戰爭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關注時事,隨日本軍事侵略的升級而表現響應的強硬姿態,如進行各種護國講演,發表抗戰、備戰言論,號召創組“佛教青年護國團”。基于後者,他不顧親日通敵的嫌疑,仍與日本佛教界保持聯系,致力國際親善,謀挽千鈞一發。這使他在盧溝橋事變前,既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仇視,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國人疑謗。
1937年馮玉祥將軍爲太虛法師題詞
“七·七事變”後,太虛法師電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叁千萬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龐大數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製止日軍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應當真切的知恥,體念佛教宗旨,實現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應知之恥,和佛教徒應如此雪恥。”同時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電告全國佛教徒: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
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止暴,克保人類和平。
二、于政府統一指揮下,准備奮勇護國。
叁、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衆防空放毒等戰時常識諸項。各各隨宜盡力爲要!”
1938年,南京、上海淪陷,中佛會負責人圓瑛法師等未及時西遷。爲粉碎日本利用淪陷區佛教會惑亂視聽的陰謀,他與章嘉活佛在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宣布廢止淪陷在京滬的中國佛教會機構,斷絕與各淪陷區佛教會的關系,捍衛了戰時佛教會的純潔性。
太虛法師把佛教理念和抗戰綱領聯系起來,先後作《降魔救世與抗戰救國》、《佛教徒如何雪恥》等多次公開講演,說明遮止罪惡是佛法慈悲普濟精神的積極體現,二者相輔相成,絕無違悖:“中國爲國家民族自衛,爲世界正義和平,爲遮止罪惡、抵抗戰爭而應戰;與阿羅漢之求解脫安甯不得不殺賊,佛立爲建立叁寶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貫的。故顯揚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戰精神,而是促進增高抗戰精神的”。
武力防禦,文化進攻
1938年,太虛和藏傳佛教愛國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慶發表《通告全國佛教徒加強組織以抗倭書》,獲得華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會及在重慶中國佛教會理、監事及會員的擁護。
同年7月,部分理、監事決定在重慶羅漢寺設立中佛會臨時辦事處,推選太虛主持。該辦事處曾籌辦僧侶救護隊、傷兵慰勞隊,募捐救濟流亡難胞等,成爲佛教界重要的抗戰力量。
辦事處後因重慶屢遭轟炸,只得遷往重慶北碚缙雲寺,但卻能在困難的條件下與大後方各省市分會保持著聯絡。
1939年9月,太虛法師于國際反侵略協會中國分會(邵力子、陳真如等主持)歡送會中,法師據佛教立場,提出“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之說,號召佛教徒獻身抗日救亡運動。
同時,他還邀請學者名流上缙雲寺講學,讓僧侶師生了解世界。其時,重慶城裏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馮玉祥、郭沫若、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講學,梁漱溟、顧毓(王秀)、田漢、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張治中、張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遊曆,還有不少外國來賓、遠方僧侶,因此留下不少詩賦墨寶。太虛法師在民族存亡的危機關頭通過與文化界的交流、溝通,振奮了民族精神,激發了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
老舍手迹(寫于重慶北碚缙雲寺)
出訪海外,疏通滇緬
抗戰期間,東南亞國家通過滇緬公路向中國運送大量的抗日物資,滇緬公路成爲中國抗戰時期的重要生命線。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遏製東南亞人民對中國抗戰的支持,煽動緬甸人民反對開放滇緬公路,大造謠言,說中國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誣陷“中國赤禍蔓延,共産黨毀滅宗教”,謊稱侵華戰爭是“弘揚佛教的聖戰”妖言惑衆,蠱惑不淺。在日本的謠言蠱惑下,緬甸關閉了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
1939年11月,太虛法師爲了揭穿日本帝國主義的謠言,組成國際佛教訪問團,萬裏迢迢出訪緬甸、錫蘭、印度等國,“朝拜佛教聖地,訪問各地佛教領袖,藉以聯絡同仁之感情,闡揚我佛之法化,並宣示中國民族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之奮鬥,佛教徒亦同在團結一致中而努力。”
“在緬甸時,曾將我國抗戰情形,詳爲報告,蓋該處爲我國抗戰命脈,關系至爲密切,國際宣傳未容或缺。經余解釋後,緬即組織一訪問團,赴華訪問。後至印度時,則從事文化之探討。……赴印目的,即爲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華文化之興趣。經錫蘭,本團最大工作,爲佛教聯絡,當余抵錫時,首相、市長及各顯要均至舟站觀侯,且開多處盛大歡迎會。僧長及余坐于中間,其他官民分列兩旁,先受叁皈依。錫蘭爲歐美交通孔道,且爲佛國,實爲國際宣傳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魯亦主持歡迎,甘地、泰戈爾都曾訪問過。”
7個月後,訪問團回到昆明。站在瘡痍滿目的祖國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榮耀毫無重量;而恒河之畔曆劫僅存的殘損、寂寞而依然莊嚴的釋迦遺迹,那些斷裂的精美石幢,空曠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樹,更使他胸中充滿憂患的回響。還能爲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許不多了,惟有將所剩的時間與佛教、祖國貼得再近些,相依爲命吧。他給門生的信中說:
“你們祝我壽,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學生會努力籌備!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茲會。”
通過太虛法師的出訪,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敵方陰謀,滇緬公路重新開通。
太虛法師抗日護國事迹年表(注二)
一九叁一年
“九·一八事變”,柏林教理院因經費無著停辦。世苑籌備處移南京佛國寺。太虛發表《爲九一八事變告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衆書》,勉勵發揚佛陀救世精神,維護世界和平。
一九叁叁年
五月,時日軍占榆關,侵熱河,國難曰深。太虛于電臺播講《佛教與護國》,並電《勸全國佛教青年組護國團》,主張部分從軍抗暴,部分助捐、組救護隊,慰禱隊、運輸隊等。
一九叁七年
七月,“七·七事變”爆發,國難教難,日深一日,太虛致電發表《告全日本佛教徒衆》,又電《告全國佛徒》等文件,以號召反侵略、衛和平。
漢藏教理院學生,實施軍事防護訓練。漢口正信會成立救護隊。
一九叁八年
章嘉、太虛等于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宣布廢止淪陷區中佛會機構,並發出通電,告黨政機關及全國佛教徒。
太虛設尼衆避難林于重慶江北塔坪寺,收容入川尼衆。
一九叁九年
四月,受聘爲“國民精神總動員會”設計委員;“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亦聘之爲名譽主席。
八月,雲南省佛教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公推太虛爲整理雞足山導師。雲南省僧衆救護隊成立。
西南國際路線日形重要,太虛組織之“佛教訪問團”終得朝野重視,撥給費用,由政府函聘爲訪問團團長,以佛教徒自動組織名義,赴南洋、印度一帶訪問。于十二月抵達緬甸,次年五月返國。
十二月,太虛建議發起滇西特區佛教會,教育夷僧,轉化夷人,提高其文化水平。
是年,太虛作《佛教的護國與護世》、《成佛救世與革命救國》。
一九四零年
一月,太虛抵印度,曾會見當時泰戈爾,尼赫魯及繼承達磨波羅負責摩诃菩提會的法理性海氏,並應甘地的邀請抵瓦耳達。
在印度,曾出席印度文化協會,爲永久會員。朝禮印度聖迹:菩提伽耶金剛塔、尼連河、靈鹫山、七葉窟、竹林精舍遺址、那爛陀遺址、轉*輪塔、五比丘紀念塔、阿育王石柱、中華寺、拘屍那、岚毘尼園、舍衛城及祇園故址、楞伽山等處。
佛教訪問團,分別參訪了緬甸、印度、尼泊爾、錫蘭、新加坡各國;當時因暹羅排華,情勢惡化,故直接由西貢、河內搭機返昆明,結束五個月的訪問工作。
五月,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中國文化協會、國際反侵略運動中國分會、中印學會、中國佛學會等五十余團體,對太虛成功率導之訪問團,作聯合盛大之歡迎。
五月,回昆明期間,太虛籌組“滇邊特區佛教會”,由雲南佛教會呈請社會部,俾加強夷民內向,利于抗戰。十一月,得政府核准協助,太虛派學僧往芒市,就地推進。
一九四一年
五月,滇邊特區佛教聯合會成立,受社會部嘉獎。
一九四二年
叁月,太虛指導協助成立“佛教中醫慈濟院”,及佛慈藥廠之籌設。
一九四叁年
一月,太虛與馮玉祥、于斌、白崇禧等發起“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五月,正式成立,太虛任常務委員。該會之任務爲“擁護抗戰建國,尊重信仰自由,提高精神修養,勵行社會服務,促進世界和平”五項。
一九四五年
一月,太虛莅國際宗教聯合研究會演說。應國民外交協會之請,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論和平之道。
七月,太虛以德國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萬佛教徒》,勸其慨然無條件投降。
八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太虛作《告世界佛教徒》,呼籲努力于人類真正和平的推進。
注一:主要摘自《太虛法師傳》,鄧子美、陳衛華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注二:摘自《太虛大師年表》。
《太虛法師抗日護國事迹》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