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實相以防患未然

　　釋昭慧

　　 在墮胎議題上，筆者不喜用動機論來矮化任何一方，例如：將贊同墮胎一方指控爲“教唆殺人”，將反對墮胎一方指控爲“恐嚇婦女”，這都是動機論的不良示範。作爲倫理學的研究者，筆者深知，人間有許多應用倫理議題上的兩難處境，兩造的主張可能都出自善意，不宜一筆抹煞對方的動機。特別是在生命科技發達之後，從出生到死亡，許多原本不是問題的生命處境，如今都已成了問題，我們更難以在面對不同主張時，立刻質疑其有不良動機。

　　 可以這麼說，墮胎的倫理議題相當複雜，墮胎的個案情境也相當多樣。許多墮胎個案，情非得已，吾人“既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可也，實不宜加諸種種道德譴責。但現階段許多人工流産個案之所以形成，卻是因爲對于墮胎實相欠缺瞭解，使得墮胎行爲輕率爲之，但待到瞭解真相之後，卻又往往充滿著悔恨與罪惡感，某些恫嚇性的宗教說辭(如“嬰靈”論)于是應運而生，大賺歪錢。

　　 筆者作爲一介女性，特別是作爲反對男性沙文主義的佛門女性運動倡導者，相信與同爲女性的兩位作者或其他女性團體，應該有很大的觀念交集，特別是在“女性身體自主權”的部分。而且對于“影片倘屬僞相，則當然不宜播放”的部分，也沒有太大的爭議。兩造之間最大的歧見在于兩點：一、倘若該影片爲真相，兩位作者都認爲，此非“正常之性教育”，不宜播放，筆者卻依然肯定它有如實呈現的相對價值。二、即使贊同“女性身體自主權”，筆者都還是認爲，這種權利不能無限上綱，女性身心利益與胎兒生命利益，都必須被慎重地平等考量。

　　 任何一種信念或意識形態推到極致，都有可能産生盲點。贊同墮胎與反對墮胎也不例外。即使出發于佛法的“護生”理念，筆者也無法完全著眼于胎兒生命利益，而無視于孕母的身心利益。難道說，當孕母與胎兒的生命只能選擇其一時，我們依然要堅持“胎兒優先”嗎？所以筆者並非“反墮胎基本教義派”。

　　 但相對而言，權利從來就不可能不受到一些製約。筆者贊同女性身體自主權，因爲那是對治男性霸權意識的一記利器，然而那是在不涉及另一造弱勢(胎兒)生命自主權的前提之下。畢竟處理胎兒，並不等同于處理掉一包隨身垃圾；將胎兒從子宮移除，其倫理意義也絕不等同于房東將房客從住房逐出。

　　 既然如此，筆者不免思惟：類此攸關個人生命抉擇的重大議題，我們如何能爲孩子決定，哪些實相可以提供，哪些實相卻必須爲他們隱瞞呢？

　　 李佳燕醫師說，這種影片“讓墮胎成爲一種如殺人劊子手的罪惡”，“讓有墮胎經驗的婦女，終生活在悔恨交加中”，“是製造與加深墮胎罪惡感的元凶”，這些指控都太沈重了。墮胎是一回事，但未必等同于職業性的“殺人劊子手”；部分高中老師放映該一影片是事實，但未必都是放給“有墮胎經驗的婦女”看，反而是著眼于防患未然。“有墮胎經驗的婦女”若擔心看了會有罪惡感，總也可以拒看此片吧！證諸部分學生在媒體上的反應，覺得該部影片給他們的啓發很大。特別是在這個街頭巷尾與虛擬空間，都充斥著“性的誘惑”的社會，讓孩子防患于未然，總比輕率爲之而後悔恨不已，較有建設性一些吧！

　　 事實上，較諸“殘蝕的理性”更多令人不愉快而又沒有教育意義的畫面，早已充斥于電影、媒體與網路。高中生更是得在生物課堂上，七手八腳做著身曆其境的動物解剖，其血腥與殘忍程度，較諸墮胎的遠距影片猶有過之。動保界再叁呼籲廢除此類動物實驗課程，教育界都以其“教育意義”而搪塞之。

　　 當然吾人不能說，因爲更大之惡無法避免，因此小惡有權爲之。筆者只是以此爲例，指陳一樁事實，人們究竟是否真能營造出一個“只有美感”的視覺溫室？這對孩子有幫助嗎？我們不能因爲墮胎影片給人帶來不舒服的感覺，就指責那叫作“恫嚇”。如果這種邏輯能夠成立，那麼所有世界各地的大屠殺紀念館、戰爭紀念館都應予以封館。反之，如果此諸紀念館因其教育意義而應予展示，那麼，同樣的邏輯也可運用于墮胎影片之中。

　　 因此筆者認爲，在墮胎議題上，孩子有權利接受“認知實相”的教育，當然他們也有權利因身心狀況不宜而選擇拒看，但大人卻沒有權利認定他們非看不可，或是認定他們不宜看、不可看、不准看。認爲孩子“非看不可”，與認爲孩子“非不看不可”，同樣是一種對孩子“受教權”的侵犯。

　　 九叁、四、廿七，于尊悔樓

　　 ——刊于九十叁年四月廿九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