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學與中國當代哲學
李觀明
內容提要：印度佛教哲學傳入中國，與中國固有的哲學發生了沖突、融彙。宋明以後，儒釋道叁家哲學融通，使中國哲學達到了頂峰。近代中國哲學屢受沖擊，暴露了自己的不足之處，也對近現代佛教哲學的發展引起了深思。作者認爲，近現代佛教哲學在中國當代哲學中要發展，必須以“圖存救亡”的態度去重新審視。首先要産生一批象智、玄奘、法藏那樣的哲學大家；其次要建構新的思想體系和理論；第叁要分清佛教哲學家和非佛教哲學家的任務。如此，“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
佛教本身存在著豐富的哲學內容，但由于它産生于印度，故而其哲學內容有著明顯的印度哲學色彩。作爲現今中國傳統哲學組成部分的佛教哲學，在與中國固有的哲學交流或滲透的過程中，大約經曆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和宋明叁個階段。當印度佛教哲學成爲中國的佛教哲學時，西學開始對中國傳統文化産生沖擊，從而使佛教哲學有了在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中的新發展。
佛教在哲學上與中國固有哲學的滲透與融合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佛教哲學中國化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首先出現了玄學與佛教哲學中空論的滲透。玄學是魏晉時期中國哲學中的一種新派別，它從無的本體論展開哲學的探索。佛教哲學中的空，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佛教理論家與玄學的無互相比附，出現了佛學空論與玄學無論相互滲透的現象。南北朝時期，出現了神不滅論與神滅論的爭論。佛教界堅持神不滅論表明，佛學已經被中國哲學中的鬼神概念所影響，佛學邁出了中國化實質性的第一步。隋唐時期經濟的繁榮，爲佛教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也使佛教哲學在中國的發展到達了頂峰。中國各大佛教宗派的建立，在佛學義理上以華嚴宗所創的華嚴哲學體系爲中國佛教哲學發展的高峰；在佛教的實踐上以禅宗所創的禅學體系爲中國佛教實踐哲學發展的高峰。佛教哲學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完成了中國化的自我選擇，爲中國固有哲學出現高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固有哲學發展的頂峰是宋明理學的出現，理學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構成。華嚴哲學對程朱理學的建立，有著重要的影響；禅宗哲學對陸王心學的創建，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國傳統哲學的頂峰時期是儒釋道叁種哲學的合流，這種格局的出現是中國固有哲學對佛教哲學的回應，在這一過程中佛教哲學起了推動與催化的作用。
中國傳統哲學的頂峰也就預示著中國近代哲學的開始。中國傳統哲學完全走向頂峰時，西學已經開始沖擊著中國。中國近代社會的不幸遭遇，迫使一大批知識分子自覺地從哲學理論上尋求中國社會的出路。在建立他們的哲學體系時，佛學作爲倡導革命的積極因素被利用起來。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改良派以佛教哲學作爲改良立憲的理論工具。章太炎革命派以佛教哲學喚醒民衆起來建立民主的共和國。從這時起，佛教哲學已經和西方哲學相接觸，一些知識分子也開始把西方哲學和佛教哲學比附、融通，使佛教哲學滲進了西方哲學的因素。進入現代社會以後，中國哲學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現代儒學有著深遠的影響。現代儒學中的不少哲學家從唯識學和禅學中再次吸取有用部分，建立他們的哲學體系。梁鮄溟融西方生命哲學和唯識學于一爐，創立了本體意義上的“意欲論”。熊十力在融通中國、西方、印度叁種哲學後，改造了唯識學創立了“新唯識論”。馮友蘭發揮禅宗人生哲學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則，創立了“境界論”①。
中國佛教哲學在近現代中國的發展，不同于隋唐時佛教宗派的哲學，而是以中國知識分子爲中國社會找出路、建構哲學體系的形式出現，有著明顯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中國哲學對待外來哲學的態度，基本上走了從一種不太了解到關注直至最後消融而以回應的發展趨勢。佛教哲學在中國的命運，正是遵循了這種發展趨勢。促使中國固有哲學正眼看待佛教哲學的原因在于，由于當時社會的戰亂使人們在儒學找不到答案時，不得不在佛學中找出路。這段曆史時期的現實問題是：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中有四百余年，雖有短暫的十余年統一，但戰亂是其間的主要大事。戰火導致王朝政權交替頻繁。身居上層的王臣貴族，由于時局凶險，地位和身命難保朝夕。而身受壓迫的平民百姓，則是無衣無食，深受兵燹之禍。人們不禁要問，這無窮的戰禍由何而起，這無邊的苦難又從何開始，哪兒是盡頭，哪兒才是一個安身之地。這些問題，恰恰是中國的儒家、道家所不能回答的。人們在東傳的印度文化思潮——佛教中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出路。②這樣，佛教哲學解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盡管這只是給人們指出了一條不在現實中實現的道路。佛教哲學因此而獲得了中國化的群衆基礎。同時中國哲學對佛教哲學的回應也由此開始。隋唐出現的封建經濟的繁榮，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了更深厚的物質基礎，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佛教哲學完成了中國化的過程。這樣，佛教哲學與儒家哲學相對峙，形成了儒釋道叁家哲學鼎立的局面。宋明時期的理學，正是爲了挽救儒家哲學僅占一席之地的局面，也就完成了中國哲學對佛教哲學的回應。佛教哲學的傳入及中國化，暴露了儒家哲學對宇宙自然哲學思索的不足。理學正是爲了彌補儒家哲學的這一不足，把佛教哲學所把持的這一哲學陣地奪了過來。
從表面上看，理學成爲宋明時期的官方哲學，以至于對近現代社會的影響，是儒家哲學的勝利。但實際上，理學正是中國哲學對佛教哲學有了回應之後的産物，從而也確定了佛教哲學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地位。佛教哲學自魏晉南北朝開始的對中國哲學的沖擊，在近一千年後的宋明時期才完成了回應。而完成回應的出現，也就是中國哲學的新發展。在長達二千年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中，佛教哲學成爲中國化的外來哲學思潮之一。
中國近代社會所蒙受的災難，與2世紀起那場延續了四百年的戰亂相比，情況是更爲複雜的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那場400年的戰亂中所面對的是骠悍的遊牧民族，而在近代所面對的卻是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思想界對中國哲學出路的反思，就不僅僅是現前的哲學內容，而是二千多年來中國哲學的所有曆史。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沖擊，同樣使中國哲學的不足之處暴露出來，那就是認識論的不發達，缺乏邏輯的理性思維。這個哲學上的弊端，在儒家哲學身上尤爲明顯。于是一大批哲學家致力于這方面的研究，彌補中國哲學的這一不足之處。但正如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必須有物質基礎和群衆基礎那樣，中國知識分子作爲真理而尋求的西方哲學，也必須在解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後，才能有中國化的可能。
而要解決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就是要實現中國的獨立。這一現實問題的真正解決，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完成的，從而馬克思主義有了中國化的曆程。中國哲學曆史的發展，確有相似之處。佛教在發揮解決中國古代社會的現實問題後，才完成了中國化的曆程，也促進了中國哲學的新發展。而近世以至的西學東漸的文化運動，至今仍沒有結束。中國哲學的未來一直爲專家學者所關注。我認爲，中國哲學的未來和宋明理學的産生有著相似之處，即中國哲學的未來是對西方哲學的回應。我們作這樣的結論，正是根據佛教哲學在中國的發展，這也正是佛教哲學對未來中國哲學的啓示。
如今在國內外的學者中都有“儒家第叁期發展”的觀點③。但我認爲，中國哲學的發展不僅僅局限于儒學對現代文明的回應，而應是以儒釋道叁種哲學爲主體的中國傳統哲學各派對現代文明的回應。僅就佛教哲學的回應而言，我認爲應注重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在時代的背景下，要求佛教界産生象隋唐時期智、玄奘、法藏那樣的哲學家，把佛學與西學結合起來，指出佛學與西學的相通之處，以建構新的佛學思想體系。近代佛學家曾作過努力，但從哲學的意義上來看，這種努力所達到的哲學研究的效果並不理想。其原因就在于佛學家的研究並沒有完全從哲學的角度開展對佛教哲學的重新建構，因而佛教哲學在近現代的中國並沒有多大的發展，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哲學家，特別是象隋唐時期那樣的佛教哲學家並沒有産生。這樣，就要求我們從更深層的哲學意義上融彙古代哲學和近現代哲學，以佛教哲學固有的眼光進行審視，提出具有時代特色的佛教哲學新理論，這個任務已經落在當代中國佛教的僧侶和居士及學者的身上。
第二，從佛教哲學的發展來看，經曆了簡單的宇宙哲學和人生哲學，到複雜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印度佛教哲學由小乘佛教哲學到大乘的中觀哲學和唯哲學。中國佛教哲學中産生的天臺宗哲學、叁論宗哲學、法相宗哲學、華嚴宗哲學、禅宗哲學都是佛教哲學的新發展。但佛教哲學在印度佛教發展至密教階段中斷了，在中國佛教哲學出現了儒釋道叁家思想合流的格局後，也再沒有新的理論體系出現。
分析印度佛教哲學和中國佛教哲學發展的原因，一方面是佛教哲學家爲了挽救佛教哲學在本國哲學中的地位，不得不融彙內外之學。另一方面是佛教哲學家能夠抓住機遇，主動吸收外學思潮，從而建構了新的佛教哲學體系。當今的形勢也正是如此，佛教哲學如果想要作爲中國傳統哲學的一部分而走向現代化，就必須尋求新理論體系的建構。這就要求佛教界人士廣泛研究東西方的哲學，主動融彙西方哲學，更重要的是佛教界人士應抱著爲中國哲學在21世紀發展作努力的態度，從這一態度出發建構佛教哲學的新體系，才能使佛教哲學以至于中國哲學有新的生機。
第叁，在佛教哲學新體系的建構中，應分清佛教徒哲學家與非佛教徒哲學家的任務。對于佛教徒哲學家而言，建構新的理論體系，其出發點立足于佛教在人類文化上的繼續發展。因而，佛教哲學家在沒有原則性錯誤言論的基礎上，應該保持宗教哲學家的身份，以圖存救亡的態度建構佛教哲學新體系。對于非佛教徒的哲學家而言，其任務不僅僅在于佛教文化的繼續發展，而在于通過佛教哲學新體系建構的探索，推動中國哲學的發展。在現代中國的哲學史上，梁鮄溟、熊十力、馮友蘭這樣的哲學家曾經作過這樣的努力。只有把佛教徒哲學家和非佛教徒哲學家的兩種努力結合起來，中國哲學的未來才會有一幅美好的藍圖，才不辜負一代哲人馮友蘭先生的臨終之語：“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
《佛教哲學與中國當代哲學(李觀明)》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