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

　　宋志明

　　核心提示：中國哲學濃縮地反映出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會心理、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認知結構等等，簡言之，濃縮地反映出中華民族的特有傳統。中國哲學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國哲學區別于其他民族哲學的特質，這種特質構成中國哲學獨特的精神風貌。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大體上可以概括爲自強不息、實事求是、辯證邏輯、以人爲本、內在超越、有容乃大等六點。

　　1自強不息

　　中國哲學有著悠久的曆史，早在兩千多年以前，我們先哲就創立了獨特的哲學思維模式，創立了一個個獨具特色的哲學理論體系，標志著中華民族很早就進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學思維階段。與古希臘哲學相比，中國哲學不但毫不遜色，並且保持著更旺盛的生命力。中國哲學源遠流長，綿延數千年而從未中斷過。這在世界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中國哲學濃縮地反映出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會心理、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認知結構等等，簡言之，濃縮地反映出中華民族的特有傳統。中國哲學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國哲學區別于其他民族哲學的特質，這種特質構成中國哲學獨特的精神風貌。我認爲，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大體上可以概括爲下面六點。

　　《周易·乾卦·象傳》上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最能體現中國哲學的積極進取意識。中國古代哲人崇尚健動，以動態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人生。在他們看來，宇宙是生生不息、流遷不止的運動過程，不存在任何一成不變的東西。《易傳·系辭》上說：“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個“生”字最能體現中國哲學的特有風格。古希臘哲學家從“有”(存在)開始他們的哲學思考，中國哲學家從“生”(形成)開始自己的哲學思考。由于彼此的思路不同，古希臘哲學的理論思維成果是原子論；而中國哲學的理論思維成果是元氣論。“氣”與原子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既是宇宙萬物的質料因，又是宇宙萬物的動力因。這種動態的、有機的宇宙觀是中國哲學的獨到之處。

　　中國哲學家立足于動態的宇宙觀，也以“生”作爲人類社會的最根本原則，他們鼓勵人們積極進取，奮發向上，高揚樂觀主義精神。中國哲學教導我們，盡管人生的道路並不總是平平坦坦、一帆風順，難免會遇到艱難險阻，但前途畢竟是光明的。按照《易傳》的說法，總會有“否極泰來”的那一天。《易傳》在解釋六十四卦的卦序時指出，易經之所以把“未濟”卦放在最後，就是表明發展、生化的無限性，幫助人們燃起心中的希望之燈。這種自強不息、尚健尚動、奮發進取的意識，無疑是中國哲學的精華。

　　2實事求是

　　與自強不息的進取意識相一致，中國哲學家特別關注現實問題，使傳統哲學形成注重人生實踐的品格。《漢書·河間獻王傳》稱贊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裏“實事求是”一語恰當地概括出中國哲學注重實踐的品格。西方哲學有“爲知識而知識”的傳統，哲學家研究理論問題、探求知識，只是爲了弄清道理，滿足求知的欲望，並不問這種知識是否有實際的功用。在西方，有“哲學源于新奇”的說法。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不同，哲學家並不從純粹的理論興趣出發探求知識，而是把“求是”即探求知識同“實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主張爲“實事”而求知識，求那種可以解決實際問題的實用的知識。

　　基于重知的傳統，西方哲學家特別重視建立理論體系，重視概念的界定和邏輯推理；基于重行的傳統，中國哲學家不怎麼看重理論體系的建立，而特別看重理論的實踐效果，看重做學問和做人的一致性。翻開中國哲學史，人們不難發現，中國古代哲學家沒有像西方哲學家那樣寫出許許多多大部頭的哲學專著，他們習慣于用短文、劄記、書信、語錄、注疏等形式表達自己的睿智哲思。他們當然有自己的哲學，不過他們的哲學往往不僅僅是表現在語言文字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們的人生實踐當中。例如，孔子本人並沒有寫出什麼大部頭的宏篇巨著，只有弟子記載他的言行形成的一部不到兩萬字的《論語》，然而他的言論卻是後世儒家心目中的經典，他的行爲舉止卻是後世儒家效法的楷模。孔子也正是因此而獲得“世界文化名人”的盛譽。

　　3辯證邏輯

　　與注重發展、注重有機聯系的宇宙觀相聯系，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思維比較發達。正如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指出的那樣：“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與此相應，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的宇宙的哲學。”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普利高津也有類似的看法。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極其豐富，關于變易發展、對立統一、相反相成、物極必反、整體聯系、生化日新等等問題，曆代哲學家都有相當精彩的論述。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已達到歐洲中世紀不可比擬的程度，凝結著中華民族的聰明睿智，是先哲留給我們的一筆珍貴的思想遺産。

　　中國古代的辯證法思想以陰陽爲基本範疇。關于陰陽範疇的來曆，傳說爲伏羲所畫，但不可確考。學者們的說法大致有叁種。一種是兩性說，認爲陽是對男性特征的抽象，陰是對女性特征的抽象。另一種是蓍草說，認爲古人用蓍草占卦，中間有結的蓍草爲陰，中間沒有結的蓍草爲陽。再一種是山體說，認爲山朝向太陽的一面爲陽，背著太陽的一面爲陰。我們覺得第叁種說法比較貼切，同《易傳》中“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的意思比較接近。無論哪一種說法，都肯定了這樣一點：我們的祖先很早就注意從兩點論的角度看待世界，而不是從一點論的角度看待世界。以陰陽範疇爲核心，在先秦時期形成叁個辯證法學說系統。第一個系統是道家的“貴柔”辯證法，以老子爲代表；第二個系統是兵家的“尚剛”辯證法，以孫子爲代表；第叁個系統是儒家的“執中”辯證法，以《易傳》爲代表。

　　4以人爲本

　　當古希臘的哲學家把目光投向自然、印度哲學家把目光投向超越的彼岸的時候，中國哲學家則把目光投向人類自身。中國傳統哲學十分重視人事論問題的研究，不太關心純粹的自然哲學問題。當然，中國哲學家也不是不涉及自然哲學問題，他們同古希臘哲學家的區別在于，他們探討天或自然的時候，總是同人事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漢書·司馬遷傳》上說的“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孔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明確地提出人道原則，形成了儒學的一個基本特色。後世儒者紛紛把論證人道原則當作自己的宗旨。孟子認爲，治理國家應當以民爲本。在他看來，人民、社稷、君主叁者之間的關系應當是：“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盡心下》)就重要性而言，首先是人民，其次是象征著國家政權的社稷，最後才是君主。道理很簡單，只有獲得人民的擁護，國家政權才會具有穩固的根基；國家政權有了穩固的根基，君主的位子才會坐得住。孟子這種“民貴君輕”的民本主義思想，雖然沒有達到以民權爲核心的民主主義的高度，但沖擊了君權神授的傳統觀念，表現出遠見卓識的政治智慧。先秦另一位儒家大師荀子恰當地把君主和民衆之間的關系比作船與水的關系，比孟子更透徹地闡發了“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

　　在道家倡導的自然原則中，也蘊含著以人爲本的精神。老子強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同樣把人事論作爲全部哲學思考的歸宿。在他的“道法自然”的主張中，包含著順應民心之自然的意思。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老子》四十九章)就是說，聖人並不爲自己的私利著想，而是爲天下百姓著想。在老子倡導的自然原則中包含著公平的原則，他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他認爲“天之道”是公平的，而現實中的“人之道”是不公平的，對當時社會中的種種不公平現象提出嚴厲的批判，指責當權者“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是謂道誇。非道也哉！”(《老子》五十叁章)他指出，正是因爲統治者貪得無厭，不顧人民的死活，才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社會秩序混亂的局面。

　　在中國哲學以人爲本的精神中，包含著尊重他人、尊重民意、與人爲善、利群利他、憂國憂民、嚴于律己、推己及人、向往高尚人格等合理思想，曾對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發生極大的影響。

　　5內在超越

　　與中國古代哲學的以人爲本的精神相一致，哲學家們常常把人生論與宇宙觀合在一起講，把現實中人生道路的探索同理想的價值目標的追求合在一起講。他們講哲學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認識世界、指導人生，另一方面在于確定價值取向，尋找安身立命之地，以便成就理想人格。但是，他們並不企慕超驗的彼岸世界。從前一方面看，中國哲學表現出現實主義品格，倡導經世致用的入世精神，看重實用理性，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內在性”；從後一方面看，中國哲學又表現出理想主義的品格，要求超凡入聖，看重價值理性，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超越性”。在中國哲學中，內在性與超越性是統一的。

　　如果我們把中國古代哲學的人生價值觀同中世紀其他民族的人生價值觀比較一下，可以對中國哲學講究內在超越的特質看得更清楚。拿西方人來說，他們向往的理想境界是天國而不是人間；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不是“人”而是“神”，即所謂“上帝的選民”。按照《聖經》的說法，人類的始祖夏娃和亞當是因爲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的，因而人生來就有罪，稱之爲“原罪”。人只有洗清“原罪”，才可能重新返回天國。如此說來，人是不可能自己解救自己的，必須靠上帝的恩惠才能超凡入聖，實現終極的價值目標。由此可見，西方人的人生價值觀以“外在超越”爲基本路向。按照印度佛教的說法，人一生下來就掉入“苦海”之中，因而人生是不值得留戀。茫茫苦海，回頭是岸，與人生相對的彼岸就是佛國淨土。基督教和佛教的具體說法有所不同，但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否定人生的價值，追求超越的終極價值目標，都選擇了一條外在超越的路向。

　　同基督教和佛教不同，中國哲學選擇的是內在超越的路向。所謂“內在”，是指肯定人生的價值，肯定在人性中存在著自我完善的內在根據，因而不必否定人生的價值，不必寄希望于外力的拯救與超拔；所謂“超越”，是指設定理想的價值目標，以此作爲衡量自我完善的尺度，作爲意義追求或形上追求的方向。在中國哲學中，超越性與內在性是聯系在一起的，並不同彼岸世界相聯系，因而沒有神性的意味。照中國哲學家看來，超越的依據並不是神學意義上的彼岸世界，而是哲學意義上的本體，用中國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道或理。道或理既是宇宙萬物的終極本體，也是人生的最高准則。道或理不在宇宙萬物之外，也不在人類生活實踐之外，這就叫做“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所以，在中國哲學中內在性與超越性是統一的，這就形成了中國哲學“內在的超越性”或“超越的內在性”的品格。

　　與內在超越的路向相聯系，中國古代哲學中的無神論思想較爲發達。盡管也存在著哲學與宗教神學融合在一起的情形，但哲學始終保持著獨立的品格，沒有成爲宗教神學的婢女。這是中國古代哲學與西方中世紀哲學顯然不同的一個特點。

　　6有容乃大

　　雖然中國傳統哲學發端于中原地區，其創始人皆爲漢族人，但中國哲學的受衆絕不僅限于漢族，中國的少數民族大都認同中國哲學。中國哲學是中華民族的哲學，是中國各個民族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在中國古代，多次發生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形，可是掌握了全國政權以後，都接受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化，或者說融入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化之中。衆所周知，程朱理學在封建社會後期占據思想領域中的統治地位，之所以會如此，同元、清兩朝少數民族統治者采取的扶植政策有密切的關系。

　　中國哲學有獨特的發展道路，但並不固步自封，並不拒斥一切優秀的外來文化。中國哲學家有覃思精察、析入毫芒的頭腦，也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他們善于發揚本民族哲學的優良傳統，也善于取他山之玉攻自家之石，學習、借鑒、吸收、融會外國哲學的理論思維成果，並且進一步發展中國哲學，使之獲得新的理論形態。在中國哲學史上，有四次比較大的中外文化或哲學的交流，都曾對中國哲學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第一次是印度佛教的傳入。東漢初年，佛教經西域傳入內地，過了若幹年後，佛教完成了中國化曆程，形成了禅宗這樣一種具有中國風格的佛教宗派。佛教最後彙入中國哲學的主流，形成了儒、釋、道叁教合流的宋明道學。第二次是明末基督教和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促使中國哲學發生變化，湧現出王夫之、方以智等著名哲學家，他們對中國哲學作了出色的總結。第叁次是西方進化論思想以及其它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學說的傳入，引起中國哲學在近代的變革，出現了康有爲、譚嗣同、嚴複、梁啓超、章太炎、孫中山等學貫中西的哲學家。第四次是“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入，引發中國哲學在現代的變革，使之面貌煥然一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同民族形式以及民族文化傳統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哲學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叁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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