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國佛學研究
方立天
主持人，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很高興和大家做一次學術交流。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我與中國佛學研究》。我是從學者的角度，把佛教作爲理論、作爲思想、作爲哲學來進行探討，和各位有交叉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今天給大家提供一個學界進行佛學研究的參照。教界、學界要互動的，這個互動對宗教的健康發展是有好處的。我給大家提供一個學界怎麼研究佛學的個案例子。
一、叁個重要轉折決定我的生命曆程
我的生命曆程1949年是一個轉折，1956年是一個轉折，1960年是一個轉折，大概是五、六年，六、七年一次。這些對我的生命曆程影響很大。
我是浙江人，浙江中部金華永康市的農村。大家都知道義烏市，浙江還有個永康市，義烏和永康之間隔了一個東陽縣，這個地方很重視教育，我就在東陽和永康交界有個叫四路口的地方長大。我1933年出生，上小學期間正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所以生活很不安定。日本鬼子經常騷擾我們那個村子，所以小學的時候，學生經常要停課逃難，逃到山區離公路更遠一點的地方去。小學六年的學業基本是斷斷續續完成的。小學畢業以後我進了永康初級中學。這個學校很不錯，老師水准都很高。老師都是大學畢業的，像浙江大學、廈門大學。校長是個日本留學的，要求很嚴格。我在那裏學習了3年。1949年的春天，我中學畢業了。
1949年浙江解放了。1950年我就到了上海，進入華東稅務學校學習。在這裏學了幾個月我就被留校，在教務科工作了。在教務科沒幾個月，又把我調到校長辦公室當文書。文書是比秘書低一點的工作，主要是收發文件，幫校長起草稿子。文書幹了幾年，學校成立馬列主義教育室，主要學習四門課：中共黨史，聯共黨史，哲學，政治經濟學。沒有老師，就叫我去當助教。我講中共黨史，可是我根本不了解，就到了上海複旦大學聽課，回來後現賣。好在口齒比較清楚，同學們還比較歡迎。聯共黨史我是一邊學習一邊輔導。哲學、政治經濟學也都輔導過。我很清楚自己，才是個初中畢業生，怎麼能講這些課呢？別的老師都是大學畢業，唯有我一個是初中畢業。心裏總想有一個到高校繼續學習深造的機會。
1956年國務院下了一個通知，號召向科學進軍，要求各個單位領導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撓青年幹部報考高校，要鼓勵他們報考。我就拿了這個通知給領導看，領導說你不要去了，這兒不是挺好嗎？我說，不行呀，我才初中畢業，我希望有個學習的機會。我有尚方寶劍，他也不好阻止。我就去報考。考什麼呀？一個初中生要考大學。本來我在初中的時候，對理科還是蠻有興趣的，數理化都是相當可以的。但是我沒有機會考理工科大學了，只能考文科。文科考什麼呀？我就想哲學還可以。哲學是講辯證法，講唯物，這可以發揮自己思維的一些長處。我就報了哲學。報哲學考什麼學校呀？我不是很清楚的，就報了北大、複旦，往好的學校報呗。至于能不能錄取，我也不抱什麼希望。
但是我考試前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據我的條件怎麼准備這次考試。首先政治對我沒有什麼問題；曆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課本都拿來系統地學了一遍；語文，我估計題目就是鼓舞大家前進，弘揚集體主義精神這些方面的。我准備的題目和後來考試的題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經有了腹稿。最大的問題是要考數學。數學作爲參考分。補習高中的數學我是來不及了，不過我考慮初中的題也會出一點。我要是把裏邊初中的分數拿下來就可以作爲參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東西複習好，結果好像差不多，前邊的題對我都比較容易，後邊的對我來說都比較困難。
考試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中午吃完飯回到宿舍。那時候宿舍的門都是敞開的，沒有安全問題。我一進門，在我的桌子旁邊放著北京大學的一個信封。我手一拍，有門了。我被錄取了。給領導看，領導說，你是不是別去了？我說很難得，考上了就要去。領導就不好說話了。
考上以後趕快回家一趟，因爲更遠了，要北上了。1956年8月底就興高采烈的來到了北京。那就是換了一個天地，和我們的幹部學校是很不一樣的。北京大學無論從它的規模、校園、師資力量都大不一樣，進入了另外一個境界。這對我來說是又一個重要的轉折。
我在北京大學學了5年，但實際上才學了兩年半，搞了很多運動。在北大我還被列成右派，成爲一個右傾分子，成爲粉紅色道路的典型。走白專道路是我們黨所反對的，提倡又紅又專。我不白，也不紅，喜歡上圖書館，喜歡看書，所以是粉紅色道路。因爲對同學影響很大，也受到批判。
但是整個北京大學的環境還是挺好的，它有一批第一流的學者、老師，給我上課的老師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就是他給上的，這是他最後一次給本科生上中國哲學史課。他講的非常好，生動幽默，邏輯性很強，把很高深的哲學問題講得非常清楚。我是科代表，科代表製度是從蘇聯學來的，科代表負責把學生的問題收集起來反映給老師，老師要適當地解答。所以和馮先生的接觸比別人多。他的氣象是很高大的，確實很有學問，應該是中國曆史上很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有一次我到他家裏去，把同學提的問題給他，看到他的書房桌子大玻璃板下邊壓了一個很大的信紙，是毛澤東寫給馮友蘭的信。我趕快看了讀上兩遍。我記得很清楚，信中說，馮友蘭先生送給他的書他收到了，很高興。但是最後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做人以老實爲宜”。當時我心裏一愣，這不是警告嗎？我想很可能馮友蘭被認爲是搞唯心主義的了，搞唯心主義的人大概不太老實吧。警告你要老實爲宜。當時感受很多。
其他老師的講課聽起來也都非常精彩的。5年期間，我雖然只學了兩年半，但是哲學的知識是初步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我又聽了曆史系的課，大概聽了一年多。先秦、魏晉南北朝都聽下來了。在北大我比較注重文史哲這些課程。學了以後對我好處很大。對我從事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條件，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北大給我學風的影響，讓我在學術上追求高的標准。那些學者著書立說，是我的榜樣。無形當中他們人格的感召力，他們的學術追求和理想，給我以很大的影響。這是無形的精神財富，非常重要。對我治學做人影響都很大很大。北大提倡獨立思考、自由思想對我的影響很大。北大建校100周年的時候，他們讓我寫一篇文章，我就寫了一篇《北大魂》。北大的精神是什麼？北大精神可以歸納爲很多方面，但它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提倡自由的思想。思想是要自由的，要獨立的。自由思想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根本性的前提。要有思考，獨立的思考。這個精神影響了我。北大影響我的還有一條——紮圖書館，我一直是不喜歡在宿舍看書的人，宿舍裏的被子呀、枕頭呀會影響你的思考。我喜歡在圖書館裏，圖書館裏看到的是書，是同學們在那裏用功。所以我在北大是一個背著書包去圖書館的學生，這也是被評爲走粉紅色道路的一個根據。這個習慣後來也帶到了人民大學。我確實比較喜歡在圖書館裏看書，效率和在宿舍裏是大不一樣的。
在北大我的政治狀況不是很好，是被批判的對象。甚至到1961年分配工作的時候，我填了四個志願：青海、青海、青海、青海，表示願意到邊疆去，因爲我留在北京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臨畢業的時候我就又回家一趟，准備告別父母去西北。從家回來的時候，還沒進樓，有同學就告訴我，我被分到人大去了。我認爲他是在開玩笑，我認爲不大可能。當時人大的地位還高于北大呢，叫人、北、清、師。人大、北大、清華、北京師範大學。人民大學的教學規劃是要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國家教育經費的四分之一撥給了人民大學。但後來組織上正式說，你確實分到了人大。
後來到了人大以後，領導說我是人大去北大挑來的。我很震驚，這證明我政治上沒有問題，學習上也是比較好的。1961年的時候，風氣也不太一樣了，也緩和了。
1961年被分到人大工作又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我被分到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我的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的願望有可能得到實現，不用改行去教馬列政治課了。
回顧起來，一個是1949年，我進了上海稅務學校進行了革命的鍛煉；1956年到北京大學爲我進行學術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1961年到人民大學，爲我實現我的理想，從事中國哲學研究提供了可能。這叁個轉折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人生都是緣分，都是機遇。
人民大學要求比較高。到人民大學以後，我記得領導說，第一，中國哲學史要通講，要從先秦講到現代。第二，要有個重點，有分工。我就報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因爲這一段有宗教，佛教和道教，難度很大，所以別人沒有報，我看別人不報，我就說我來吧。
工作安排好了，就要實幹了。我們的系主任說叁年拿不出文章，滾蛋。叁年拿不出好文章來是要走人的。這我都記在心裏。我想叁年拿東西，也就佛教有成果，怎麼搞呢？當時我的佛教知識很少，因爲在北京大學，馮友蘭並未研究佛教。我記得只是由任繼愈先生給我們輔導過兩個小時。佛學兩個小時能解決什麼問題？那只是一個很概括的介紹。我當時意識到我首先需要補一下佛教知識，可是上哪裏找老師呀？就到處打聽。後來打聽到一個廟裏有，我就和領導講法源寺裏邊有個講佛教的學校，是否讓我去聽一聽？我們的領導還是比較開放的，說那你就去吧。所以我每天早晨從人民大學坐車到動物園，動物園坐車到菜市口去法門寺聽課。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都要這樣做。後來冬天很冷，佛門確實很慈悲，院長周叔迦講，你是不是不要跑了，就在我們這裏住吧。現在要住是要錢的呢，那時候是主動的關心你，讓你來住也不要錢，我非常感動，這樣就住在那裏了。住的什麼房子我現在還記得，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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