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節　學派哲學的興起

　　南北朝是中國秦漢以後政局分裂持續時間最長的時期，也是中國佛教第二個信仰高潮時期。此時譯出的佛經越來越多，講習經論之風也越來越盛。不同經師、論師各立門戶，重視師傳，形成了涅槃、叁論、成實、地論、攝論等諸多不同的學派。各派都著力宣傳本派的哲學，並由此而産生了教內外不同觀點的爭論。

　　南北朝佛教學派哲學涉及的內容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心問題則是心性論。心性論學說在南北兩地側重點有所不同，在南朝爲佛性論。佛性論闡述的是人有沒有成佛的內在根據和成佛的可能，是否人人都有佛性，人性是善是惡及如何去惡從善、成就佛果等問題。在北朝心性論的重點爲阿賴耶識說。阿賴耶識是梵語的音譯，意譯爲「藏識」，可稱爲一種更深層的潛意識。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認爲，阿賴耶識是宇宙萬有的根本，變現萬物的根源。阿賴耶識是淨是染、是真是妄，成爲南北朝佛教爭論的重大問題。

　　南北朝佛教學說重心的轉移不是偶然的。晉代以來流行的般若學，宣揚萬物皆空，教人不要執著，強調離開執著是佛教的根本出發點。這種學說與中國固有哲學思維並不合拍，中國佛教學者總是賦予「空」以這樣那樣的實體意義，肯定人死後有永恒的神或靈魂存在。這種看法，在宣傳佛性說的《涅槃經》傳入之後，更加得到強化。涅槃學認爲人人都具有天生的佛的本性，人人都能成佛，所以都應本著這種自覺，精進不懈。中國佛教學者更據此建立成佛的主體性立場。當時的夷夏之爭和神滅神不滅之爭，也推動了佛教進一步向中國固有哲學思維、觀念靠攏。一方面維護神不滅論立場，一方面又超越形神關系的論辨，直說心性問題，從更深的層次，即不只是從形體與精神的關系，而且是從人的內在本質去闡述成佛的主體性，以維護神不滅論，鞏固佛教的核心理論基礎。這種人人都有佛性，通過修持可以求得死後成佛的學說，也更符合深受戰亂痛苦的廣大人民的迫切願望。這種種情況，決定了佛教學說重心的轉移。

　　南北朝佛教學派圍繞心性論而展開的哲學理論以及其它富有哲學意義的思想，重要的有：

　　(1)關于佛性論和頓悟論的新解。

　　南朝晉宋之際竺道生根據對《般若經》和《涅槃經》精神實質的領悟，就成佛的根據、方法、目的和境界等問題提出一系列新見解，形成了富有創新性的佛教思想體系。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佛性論和頓悟論。竺道生認爲，佛性是衆生成就佛果的本性(根據)，是人人具有的。當時傳入的佛經並沒有一闡提〔注釋：一闡提，梵語音譯，意指斷絕一切善根、不信佛法的人。〕成佛之說，他獨具慧眼，首先提出一闡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的觀點。他還提出頓悟漸修說，認爲成佛是一個以不二的智慧冥契不可分的真理而豁然貫通的頓悟過程。謝靈運的《辯宗論》〔注釋：石峻等偏：《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1卷，220～224頁。〕結合夷夏之別和儒家學說對此說給予補充說明，支持竺道生的觀點。

　　(2)「神」與「佛性」的溝通。

　　東晉以來，神滅與神不滅的爭論仍在激化。在中國佛教學者看來，只有主張衆生神明相續，才能成爲佛，因此，他們都對神滅論思想不遺余力地給以反駁。他們強調神與物不同，它另有來源和去處，成就佛的法身就是成就神的獨立存在形式。梁武帝還立「神明成佛」論，強調「神明」即精神或靈魂，既是輪回報應的承擔者，又是衆生的佛性和成佛的主體，這就把神與佛性溝通起來，爲鼓勵衆生信教成佛提供了論據。

　　(3)對于阿賴耶識的歧解。

　　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根本理念阿賴耶識傳入我國以後，引起了南北朝一些論師的極大關注，並産生了種種不同的理解。攝論師認爲阿賴耶識是妄識，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淨識，強調發展淨識，對治妄識，以成就佛果。地論師分爲南北兩道，南道認爲阿賴耶識就是「自性清淨心」、「佛性」；北道則認爲阿賴耶識是妄識，因此而與攝論師的看法合流。

　　(4)真心本覺說和真如緣起說的提出。

　　《大乘起信論》把成佛的基礎安頓在衆生的共有本性上，並把這種共同本性稱爲「真心」。真心是離開妄念而有其體的，是原來覺悟的。這種衆生普遍具有的真心，也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是萬物生成的根據。與此相關，該論還宣揚「真如緣起」說，這是以宇宙的心來統一闡明成佛論和宇宙論以及兩者相關聯的新學說，其影響甚爲巨大和深遠。

　　(5)關于二谛義的爭論。

　　二谛指真谛和俗谛。谛，謂真實不虛之理。真、俗二谛是佛教認識論、真理觀的根本問題。南朝成實師和叁論師都大談二谛，認爲這是對成佛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成實師主張二谛相即，叁論師認爲真谛離有離無，俗谛即有即無，只有綜合兩者才是中道。梁昭明太子蕭統也曾與道俗二十二家反複議論二谛問題。

　　(6)佛教冥想實踐的發展。

　　冥想是佛教實踐的根本內容，包括坐禅、念佛等多種方法。佛教初傳中國，它的冥想法被視爲神仙方術的同類。大乘般若學傳入中國後，又把佛教冥想從神異的實踐提升爲般若的觀照。著名僧人昙鸾在研究般若思想的基礎上，由信仰長生不老的方術轉爲虔誠的念佛修行，信奉彌陀淨土，祈求永生西方極樂世界，體現了中國佛教的重要追求，它對民間乃至上層知識界産生了廣泛的影響。

　　(7)佛教與儒、道。

　　儒、道、佛叁家的關系問題，仍然是南北朝思想領域的重大問題。儒、佛思想鬥爭的重點是神滅神不滅之爭；此外，儒家指責佛教不忠不孝，紊亂綱紀，禍國殃民，受到佛教的抵製。佛、道兩教的鬥爭也甚爲激烈。道士打著夷夏之別的大旗，猛烈攻擊佛教，指責佛教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家也大力給以反擊。一些佛教學者則強調道家的虛無和佛教的修空一揆，並提出叁教同源、叁教一致的觀點，竭力調和叁教的矛盾。

　　從中國佛教哲學發展的軌迹來看，南北朝時佛教的學風、方法和思想重心都生了變化。講經風氣代替了清談。「得意忘言」、「徹悟言外」的思維方法，一度又讓位于尋章摘句、注釋解讀。深研經義，自立門戶，創建學派，成爲佛教的時尚。佛教學者的興趣轉向探求成佛的主體性，從宇宙的心或個體的心去尋求解脫之道。這就帶來了修持方法、理想人格和最高境界等一系列重大的變化，並標志著中國佛教和中國哲學由探討宇宙本體變爲探究人類本體、人類本質的曆史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