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壇經》新出殘片跋
方廣锠
禅宗是中國化的佛教；《壇經》是禅宗的基本經典，是中國人所撰且獲得“經”之權威的唯一佛典。這一情況，足以奠定《壇經》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然而，正因爲如此，《壇經》便屢遭厄運。《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載，慧能弟子南陽國師慧忠曾感慨地說：“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叁、五百衆，目視雲漢，雲是南方宗旨。把它《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慧忠逝世於唐代宗大曆十年(775年)，距離慧能去世的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才60馀年。明乎此，後代《壇經》之出現多種不同的傳本，便毫不足怪了。
敦煌本《壇經》的出現引起人們極其濃厚的興趣，無論如何，這是我們現在知道的年代最早的抄本。人們希望通過對敦煌本《壇經》的研究窺見慧能《壇經》的原貌，從而進一步推動對禅宗的研究。因此，本世紀來，依據敦煌本《壇經》進行的新的錄校與研究不斷湧現，並帶動了傳世本《壇經》及禅宗的深入研究。
敦煌遺書散藏世界各地，敦煌本《壇經》也有好幾個寫本。從現有資料看，最早被發現的敦煌本《壇經》是大谷探險隊成員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得到的ろ36號，冊子裝。該寫本後歸旅順博物館收藏，在《大谷光瑞氏寄托經卷目錄》(稿本，年代不詳，約1914年至1916年)、葉恭綽《旅順關東廳博物館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經典》(載《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26年)、《關東廳博物館大谷家出品目錄》(載《新西域記》下卷，1937年)中均有著錄。遺憾的是該寫本現下落不明。但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有該寫本首尾兩葉的照片。首葉照片爲《壇經》之首，雖然只保存了首題及5行經文，但蘊藏著重要的研究信息；末葉照片爲《大辯邪正經》之尾，有題記“顯德五年己未歲叁月十五……”及雜抄經文。1989年，井之口泰淳、臼田淳叁、中田笃郎等在《舊關東廳博物館所藏大谷探險隊將來文書目錄》中公布了這兩張照片。由于只有這麼兩張照片，我們現在無法據以判斷該寫本所抄之《壇經》是否完具。1994年我曾就此事詢問過龍谷大學的有關先生，據說當時沒有全部拍攝，只拍攝了這麼首尾兩拍。或者由于原件下落不明的緣故，該號一直沒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94年潘重規先生的《敦煌壇經新書》首次利用它作校本。
其次被發現的是藏於英國的S.5475號，也是冊子裝，首尾完整。1923年由日本矢吹慶輝發現。1928年，《大正藏》第四十八卷公布了它的錄文；1930年，《鳴沙馀韻》公布了它的照片；五十年代，大英博物館發行了縮微膠卷。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敦煌本《壇經》的研究大抵依據這個抄本。
第叁個被發現的是藏於北圖的岡48號。該號卷軸裝，只抄寫了《壇經》的後部分，有尾題。1930年陳垣先生曾用附注的形式在《敦煌劫馀錄》中作了著錄，但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五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初，北圖兩度公開該號的縮微膠卷，仍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視。1986年黃永武先生《敦煌最新目錄》再次著錄。1991年日本田中良昭先生首次發表錄校、研究。
第四個被發現的是現在藏於敦煌縣博物館的敦博077號。冊子裝，首尾完整。該號原藏敦煌任子宜家，據任稱乃1935年得自敦煌千佛山上寺。該寫本抄寫禅文獻多件，《壇經》是其中之一。另還有孤獨沛《南宗定是非論》、神會《壇語》、淨覺《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四十年代向達先生赴敦煌考察時曾對上述文獻二度過錄，並在所撰《西征小記》(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叁聯書店，1957年)中作了著錄，世人由此知道該寫本的存在。向達先生的這兩個過錄本，一個後來贈送給呂澂先生，呂澂先生曾經將其中的淨覺撰《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整理發表在《現代佛學》1961年第四期上，其馀文獻則未整理發表。該過錄本現由周紹良先生收藏。另一個過錄本現存北京大學圖書館。但此後原寫本一直下落不明，很多有心人四處尋訪。1983年周紹良先生發現它被敦煌縣博物館收藏，便組織拍攝照片。1993年，楊曾文先生首次發表錄校研究。任繼愈先生主編《佛教宗派全書·禅宗編》(江蘇古籍出版社)收有該號的照片。這是現知敦煌本《壇經》中抄寫質量最高，校勘、研究價值最大者。
上面就是至今爲止學術界知道的敦煌本《壇經》的四個寫本的簡單情況。
1997年4月，筆者在整理北圖藏敦煌遺書時，從尚未定名的遺書中鑒定出一件《壇經》殘片，現公布於下，這是我們現知的第五號敦煌《壇經》寫本。
該遺書編號爲北敦8958號，僅一紙，首被剪斷尾脫，17厘米×25．3厘米，有烏絲欄，共10行。但僅前5行抄有經文，後5行空白。行17字。所抄內容如下：
(前剪)
1、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願力。今既發四弘誓
2、願訖，與善知識無相忏悔叁世罪障。大師言：善
3、知識！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
4、衆中尊。從今已後，稱佛爲師，更不歸依馀邪迷
5、外道。願自叁寶
(後缺)
原卷爲卷軸裝。上述5行文字自首行“迷妄”至“大師言：善知識”，及“大師言：善知識”至末行“叁寶”分屬《壇經》的先後兩段經文，中間缺漏140馀字。顯然，這是涉“大師言：善知識”重文而漏抄的一例。古代敦煌抄經，因原卷錯抄而作廢時，爲節約紙張，往往將錯抄部分剪下，接粘空紙後繼續抄寫。而剪下之錯抄部分則備作他用。本號背面抄有其它文獻，就是證明。這種例子，在敦煌遺書中頗多見。本號背面所抄爲“午時無常偈”、“中夜無常偈”、“後[夜]無常偈”等6行。亦未抄完便放棄，應屬于雜抄之類。
應該說明的是，該殘片原編號爲“有79號”，屬于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四大部分之《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部分。關于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四大部分形成及《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部分的情況，請參見拙作《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勘察初記》(載《敦煌學輯刊》1991年第二期)。這部分敦煌遺書共計1192號，其中有229號尚未定名，有79號就屬于沒有定名的部分。在我們新編的《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中，北圖所藏敦煌遺書將全部統一重新編號，該號將被正式定爲北敦8958號。
北敦8958號被發現後，即公諸同好。已經有先生據此進行研究，故在此不擬對它的校勘價值再作評述。我想談的是另外一些問題。
上述五種敦煌本《壇經》，叁種爲冊子本，二種爲卷軸本。在北敦8958號被發現之前，我們所看到的卷軸本只有北岡48號一件。而從北岡48號形態看，顯然不是一個正規的寫經，而屬于經文雜抄。所以，我以前一直有一個推想，以爲禅宗南宗，起碼是南宗神會系既以《壇經》作爲傳法的依憑，門弟子人手一部，隨身攜帶，則《壇經》的標准形態可能就是冊子本。如果這種推想可以成立，則冊子本這種裝幀形式的産生年代將大大提前。不過，由于這種推想沒有什麼過硬的證據，所以始終不敢提出，只是在自己心中琢磨。但從此次發現的北敦8958號的形態看，它的紙張是常見的寫經紙。長度雖已不可測，但高度與同時代寫經相符。有烏絲欄，規格也與同時代寫經相符。行17字。北敦8958號雖是廢棄的錯稿，唯其如此，說明當初抄寫時是很認真的，抄成的正稿質量一定上乘。凡此種種，都說明敦煌曾經存在過以標准的卷軸本形態抄寫的《壇經》。所以，我以前的那種推想不能成立。
現存敦煌本《壇經》均屬南宗神會系傳本，這一點大概無可懷疑。神會系以《壇經》作爲傳法的依憑，而北敦8958號的形態反映敦煌當地亦抄寫《壇經》。由此，南宗神會系之傳到敦煌，應該說是確鑿無疑的。敦煌本《壇經》既有卷軸本，又有冊子本，兩種流傳形態反映了時代的差異，亦即反映了南宗神會系曾經在敦煌長期流傳，綿綿不絕。
北宋時，敦煌孤懸西北，同時向北宋王朝與遼王朝稱臣朝貢，似乎實行等距離外交。但遼王朝盛行《華嚴》，禁絕《壇經》。敦煌卻流行禅宗與《壇經》，采用北宋王朝的紀年。由此看來，表面上的等距離外交不能掩蓋敦煌的親宋疏遼的實質。
北敦8958號證明敦煌至少抄寫過一號質量較好的卷軸本《壇經》。但在現存敦煌遺書中卻沒有發現。由于敦煌遺書絕大多數已經面世，所以恐怕這一件《壇經》根本就沒有入藏藏經洞，自然也不可能被發現。站在敦煌遺書“廢棄說”的立場上來看，這是很正常的。站在“避難說”或“圖書館說”的立場上來看，這種情況則是奇怪的，或難以理解的。所以，敦煌遺書中存在著錯抄的北敦8958號，卻沒有北敦8958號所從剪下的那卷抄寫正確的《壇經》，正是敦煌遺書“廢棄說”的又一個證明。
至今爲止，從事敦煌本《壇經》整理的先生往往參考其它系統的《壇經》流通本，來修訂、改正敦煌本。在敦煌《壇經》諸本沒有充分被發掘之前，那種方式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敦煌本《壇經》已經大量被發現的今天，我以爲排除所有其它系統《壇經》的幹擾，純粹采用敦煌本互校，作成一個敦煌本《壇經》的精校本，以作爲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或出發點，可能更有意義。
最後還應該提及西夏譯《壇經》殘片。
此類殘片最早發現於本世紀二十年代，叁十年代羅福成曾發表研究論文，日本學者也曾經發表過研究成果。其後又續有發現，現分藏各處，計12個殘頁。有史金波先生考釋譯文《西夏文六祖壇經殘頁譯釋》(載《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叁期)。據史金波先生告訴筆者，從紙張、筆迹等形態看，他考察過的諸殘頁原來均屬同一寫本。西夏文《壇經》是根據漢文《壇經》翻譯的，有的研究者認爲，它的底本就是敦煌本。無論如何，在現存諸《壇經》傳本中，西夏文本的年代與流行地域最接近敦煌本，行文也最接近敦煌本，因此它可以成爲我們研究敦煌本《壇經》時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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