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佛教內涵及現實意義

　　王志遠　

　　 慈善，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北史·崔光傳》：“光寬和慈善，不忤于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而在此之前，《韓非子·內儲》：“王曰，慈惠，行善也。”即以慈愛優惠來做善事。直接釋義大約是“以慈行善”。

　　既然是“以慈行善”，其重點則在于對“慈”的理解。

　　“慈”，《說文》只注二字：“愛也。”《左傳》：“宣慈惠和”，做疏注的人發揮道：“慈者愛，出于心，恩被于物也。”這就把中國古代對慈及愛的理解講得比較清楚了：慈，是一種發自內心世界的愛，她的恩惠要遍施于萬物，當然首先是人。漢代賈誼講：“恻隱憐人，謂之慈。”對人，要有恻隱同情之心，將別人的痛苦當做自己的痛苦，將別人的危難當做自己的危難。及到北宋張載，更提出了著名的社會倫理命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希望愛一切人如同愛同胞手足一樣，乃至“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在儒家看來，這樣的襟懷，這樣的推己及人，才能稱得上真慈真愛。

　　自從兩漢之際(公無前後)佛教傳入中國，“慈善”二字便與之結下不解之緣。最常見的說法是“大慈大悲”，即最崇高的最寬泛的慈愛與悲憫。佛學要典《大智度論》第二七《釋初品·大慈大悲義》解釋說：“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使一切生命體感到快樂，稱爲“大慈”。這種解釋與中國固有傳統中對“慈”的解釋如“恩被于物”、“恻隱憐人”不僅毫無沖突，而且顯現出相互融合的濃厚基礎。在佛教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相融合的過程中，慈悲意識與慈善事業一起得到了推廣和發展。在進入近代社會之前，中國的大量慈善事業都是與佛教慈悲意識分不開的，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佛教將“善惡因果業報”的觀念引入慈善事業，對于推動更多的人們以“行善事、得好報”的廣義功利目的投入到現實的社會慈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人們至今仍在沿用一個褒義詞“功德無量”，恰好蘊涵著深刻的佛教業報思想。實際上，許許多多人正是爲了“功德無量”的慈善事業，不惜獻出巨額財産、不惜獻出悠悠此生。曆史上曾有人對此提出批評：“務施不關周急，歸德必在于己。”認爲哪怕是爲了來世的果報，也是本質自私的行爲。這種批評不免過于苛刻，不近人情。其實，如果不去計較信仰觀念，客觀上爲社會做奉獻的積極作用還是值得肯定的。

　　與儒家的“民胞物與”的觀念相應，佛家提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即認爲最崇高的慈愛與無條件的最寬泛的悲憫是無分別的。果報已不再是慈善的目的。當然，比起一般的“行善得報”，這已是另一番境界，而照佛家說，這才真是“功德無量”的。《金剛經》明載：“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所謂：“不住相布施”，是指“叁輪體空”，即以施者、受者及所施之財作爲“叁輪”，“施者反觀體空，本無一物”，稱作“理空”；受者觀身無相，觀法無名；身尚不有，物從何受”，稱作“受空”；施受既空，彼此不妄，其物自空”稱作“物空”。“叁輪”所指都是“有爲法”，如果不把心挂系在因“有爲法”而獲得福上，便不受“生、住、異、滅”的局限，那麼當然就是“功德無量”了。

　　與儒釋兩家相呼應，道家也曾對慈善大加倡導。最爲著名的是《太上感應篇》，被稱爲“道家勸善之書”，“其文，尚樸不事浮華；其言，舉事以明功罪。”從此書所勸善行來看，大多是爲救濟當時社會貧苦民衆的。例如：“一、收街市棄兒，雇人代養。……二、每冬十一月初一，收貧人入本宅養濟院。……叁、普濟應驗湯藥。……七、赈濟窮民。……八、修造橋梁，開河鋪路。……”《太上感應篇”，從北宋真宗開始，賜錢百萬，命工刊刻，大顯于世，曆代受到推崇。盡管其中大致是依照中國傳統的“神道設教”的老模式，以因果報應作爲思維邏輯的基礎，向普通民衆做深入淺出的推廣，常常受到鄙夷俚俗都的譏諷，但一千多年來，這種傳播影響之下所形成的以慈善爲榮的社會風氣，卻是值得予以高度評價的。佛道兩家雖有各自的理論體系，但在慈善積德方面卻是一致的，半個世紀之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應篇》，印光法師親自作序褒所。而就在四五年前，福建省佛教協會佛教教育基金會，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閱，細品古今仁人用委員會又加以影印。重新勘閱，細品古今仁人用心之良苦，不禁令人感慨萬千。

　　總之，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體系中，儒、釋、道叁家都對“慈善”給予了應有的推崇和重視，並以其各自的不斷闡揚和不斷實踐，豐富了“慈善”的內涵。趙樸初先生在對比中西方文化中的處世倫理時，曾睿智地指出，西方人講“愛心”只要講LOVE就可以了；而中國人，卻喜歡講“慈愛”：KIND AND LOVE。這是傳統慈善觀念在民衆中造成的深刻的潛意識。盡管時代不同了，某些在舊日認爲合情合理的方式，如今早已不合時宜，但倡慈勸善的傳統卻永遠不會是過時的，永遠值得我們繼承與發揚。

　　就現實而言，似乎應從傳統中汲取精華，以便給“慈善”的內涵注入內在的活力。回首傳統，可以看到“慈善”之內涵的清晰結構：最核心的部分是培育“恻隱之心”，啓發“本有佛性”，倡導“民胞物與”、“大慈大悲”的襟懷；而在可操作性上，則應順應人們的功利意識，將一己之私利與他人之福利建立在一種平衡協調、良性互動的觀念定式中，在人們中造成一種只要有能力就應該投入慈善事業的社會趨向。在曆史上，無論從基本理念還是從可操作性而言，以公平中介的形象出現的宗教都曾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當今的慈善事業中，宗教肯定還會發揮相當的作用。而與此同時，作爲非宗教的那部分慈善事業，如何從“慈善”的傳統內涵中找到可借鑒的成分，從而形成從核心理念到可操作性，表裏呼應、行之有效的新結構，將是一個十分重要也十分有趣的新課題。

　　簡而言之，使“慈善”這個概念從古老變成新鮮，它的現實意義便將變成曆史意義。

　　摘自《佛教文化》199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