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哲學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一環
張琨
僧肇是著名的佛學家。他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的佛教翻譯家鸠摩羅什的弟子，因深得羅什的般若空宗理論，被譽爲“秦人解空第一者”。
“空”是佛家哲學裏的一個重要的基本概念，很多沒有學過佛教哲學的人都聽說過佛教的“空”，在一般民衆中，“四大皆空”往往成爲佛教的代名詞，似乎一切皆空之後，就什麼也沒有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因爲佛家的“空”是有特定含義的。佛教說“空”，並不是說空無所有，也不是指一空皆空，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佛教所說的修行和解脫也就顯得沒有意義了。佛教是一種重視智慧的宗教，智慧在佛教裏面被稱作“般若”，這是取自于古印度梵文的音譯，表示了佛教對智慧的重視。佛教發展到公元左右，出現了專門講論般若空思想的空宗，其代表人物是龍樹，鸠摩羅什則是最早系統地將般若空宗理論介紹到中國來的先行者。般若講空，是說從事物的本質上講都是空的，即自性空，但事物又確實存在，而這種“存在”只是一種表面的形式，屬于“方便”法門，是一種假有，所以人們要正確地認識到萬事萬物皆爲假有，實爲性空。這就是般若智慧，是佛教的空，建立了這種認識，也就掌握了般若，掌握了空。
僧肇解空是從論述“不真”即“空”再進而到“物遷”即“不遷”，最後到“般若無知”這樣一個邏輯進化過程，它實際上解釋了事物的本自空性到真性不變，再到性無不在的一個過程。今天我們返回頭來觀察僧肇哲學的特點時，應該承認，僧肇哲學作爲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一定社會曆史條件下的産物，是適應東晉時期門閥士族階級統治和民族統治需要而産生的。僧肇哲學作爲一種思辯理論，是中國哲學思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有其深刻的認識論根源的，是作爲中華民族思想認識史上的重要一環而存在的。
學術界一般將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概括爲這樣幾個階段：先秦諸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和近代新學。這就是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基本線索。魏晉時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潮是玄學，佛學雖然已開始顯示它的力量，但畢竟未像隋唐那樣成爲有代表性的思潮。而橫在魏晉玄學和隋唐佛學之間的正是僧肇哲學。它是中國佛教哲學從依附魏晉玄學向成熟的隋唐佛學過渡的中間環節，是玄化的佛學、佛化的玄學，是亦此亦彼的中介。
僧肇哲學之所以成爲這種形態的思辯理論，是和僧肇本人“早玩莊老，晚從羅什”相聯系的，而更主要的則是當時思辯理論發展的邏輯必然。社會需要決定了佛教的興盛，而作爲“舶來品”的佛教理論，由于受當時思潮的影響形成了“六家七宗”，這種混亂狀況極不利于佛教興盛，迫切要求對佛教理論進行概括。僧肇正是適應了這種需要，“融會中印之義理”創立自己的佛教哲學體系，從而爲隋唐佛學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中國哲學從宇宙生成論到本體論轉化是從魏時的王弼、何宴開始的。王弼、何宴提出了本末體有的本體論哲學，一反從前哲學的宇宙生成說，直探宇宙萬物的源本。但是，以王、何與僧肇相比，僧肇則大大發展和深化了他們開創的本體論學說，從而成爲中國哲學從宇宙生成論向本體論轉化過程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哲學家。湯用彤先生對此有深切的認識，他贊歎道：“魏晉以訖南北朝，中華學術界異說繁興，爭論雜出，……但其所爭論，實不離體用觀念。”而僧肇所作《物不遷》、《不真空》、《般若無知》叁論，“……于體用問題有深切之證知。而以極優美、極有力之文字表達其義。故爲中華哲學文字最有價值之著作也”。“僧肇解空第一，其所作論，以談至“有無”“體用”問題之最高峰，以後諸公已難乎爲續也。”
僧肇的佛學本體論對隋唐佛學，進而對宋明理學均起了極大的影響。宋明理學的理本論、心本論都不同程度地和僧肇哲學相聯系。朱熹雖然一再反對佛學的“空”的思想，反對違背倫理綱常的出世主義，但他卻情不自禁地誇贊佛學理論“精巧”“氣魂大”。在中國哲學史上，唯物主義本體論是繼佛學本體論和理學本體論之後而出現的，其集大成者是王夫之的元氣本體論。我們很難想象這種作爲中國古典哲學最高成就的元氣本體論與魏晉時期達到談“體用問題之最高峰”的僧肇哲學之間會沒有聯系。如果研究中國哲學史，看不到這種聯系，是難以認識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真實面貌和內在邏輯的。反過來，也只有在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曆史聯系中分析僧肇哲學，才能確切認識它的曆史地位。
從僧肇哲學本身的內容上看，僧肇哲學是一種對宇宙萬物的認識，是一種力圖深刻地把握整個世界的認識。這種對宇宙的深刻認識蘊含著豐富的認識成果和思維經驗教訓。如其“緣起”的思想，看到了萬物的性質受條件的製約，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卻從條件的變動性上得出事物“無自性”和“不真”的結論，這無疑又是錯誤的。又如，其從事物和時間的聯系上來考察運動，這無疑是正確的、深刻的；但遺憾的是他只看到了時間的間斷，抹煞了時間的連續性，從而得出了“物不遷”的錯誤結論。此外，其關于有無、體用、真幻、變常、今昔、因果等方面的論述都包括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僧肇哲學所講“真谛”、“俗谛”、“無相”、“有相”、“無知”、“有知”、“神會”、“實求”等思想，實際上是以其特有的佛教思維形式反映了人類認識運動中個別和一般、感性和理性的矛盾。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