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花之喻的聯想
孫昌武
人們大都不喜歡宋朝理學家的文字。姑不論其內容，就是那種訓喻的口吻也往往惹人生厭。但同樣是理學家的訓喻文章, 周敦頤的一篇短短的《愛蓮說》卻脍炙人口，千古傳誦。其中描寫蓮花的那一段特別著名：
……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亵玩焉。
宋代大詞人周邦彥的《蘇幕遮》中有寫蓮花的名句：“葉上初陽幹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描摹蓮花的風神如畫。而周敦頤卻更寫出了一種精神。實際上蓮花不過是比喻。他寫的是人，一種人格，一種風格。
這種“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人格或者風格，是千古以來讓人們贊歎向往的。古往今來，人們欽佩、敬仰以至去身體力行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但對千千萬萬平凡的個人來說，如何在現實世界裏“安身立命”(這包括物質上的“穿衣吃飯”和精神上的“安定祥和”)，確是時刻面臨的大問題。而人們生活的現實社會，佛書形容爲“五濁惡世”。不管你對它抱有多麼積極、樂觀的信念，但總得承認自有人類曆史以來，這個世界就一直充斥著矛盾、不平、劫奪、殺戮，人們的困苦、惶惑無有底止。這樣，在實現經世濟民的弘願之前，如何把握住自己，不受外界惡劣、醜陋事物的汙染，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就是時刻擺在每個人面前的相當艱巨的人生課題。對解決這一課題，禅所提倡的安于淡泊、薄于利欲、執著人生而不忮不求的“清淨自性”正是良策。中國大乘佛教的精義在“上求菩提，下化衆生”。用現代“人間佛教”的語言，就是“淨化自己，利樂人群”。“出淤泥而不染”可以理解爲“淨化自己”，也就是“清淨自性”的實現。這是古人所謂“爲己之學”，表面看起來目標很渺小，有點“自私”的意味。但實際上如果每個人都真正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成爲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人，那麼社會也就成了完善的社會。實現個人心靈的淨化，正可視爲實現濟世弘願的根本。這也就是爲什麼千百年來人們欣賞《愛蓮說》這個比喻的緣由。
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頤的蓮花之喻又正取自佛典，“出淤泥而不染”也是佛教倫理所提倡的精神。周敦頤以理學先驅知名，卻深受禅的影響。他曾與當時的著名禅師如東林常總、晦堂祖心、黃龍慧南、佛印了元等密切來往，習禅很有心得。宋代理學家大都有一段學佛的經曆並多多少少受其啓迪，只是後來多數人卻諱言與佛的關系了。而宋代理學在倫理思想方面的貢獻，其所提倡的修養身心的內容和方法，都受到禅的很大的影響。這也表明了禅的倫理價值。
佛典上主要以蓮花比喻佛法的清淨無染。如《涅槃經》卷十四：“如水生花中青蓮花爲最，不放逸法亦複如是。”《無量壽經》卷下：“清白之本具足圓滿……猶如蓮花，于諸世間，無染汙故。”而與禅的關系更爲密切的，則是《維摩诘經·佛道品》所使用的著名比喻：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煩惱泥中， 乃有衆生生起佛法耳。
《維摩诘經》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反對堅持出家的僧侶主義，主張統合世間與出世間。它發展了大乘佛教的菩薩“住世”思想，要求在五濁世間實現“自度度人”的弘願。經中的主角維摩居士對于追求出世解脫的“聲聞”弟子(即所謂“小乘佛教”信徒)極盡嘲諷抨擊之能事，稱他們爲“敗種”、“敗根之士”。他要求“不舍道法而現凡夫事”，“不斷煩惱而得涅槃”，要在“貪、嗔、癡”“煩惱”充斥的世界裏發起佛性，因而像蓮花“出汙泥而不染”就是他的理想。《維摩經》是禅的重要典據之一。“出淤泥而不染”正是“清淨自性”的絕好的形容。周敦頤曾住在廬山蓮花峰下的濂溪。這裏是自古以來的佛教興行之地。他在這裏寫《愛蓮說》，顯然是直接受到佛說、特別是禅的啓發的。
前面講到，禅的“淨化自己”的“出淤泥而不染”，像似消極的姿態、低下的目標，但實際上關乎人生修養的大節，是不容易做到的。這裏還是談古人。
唐代的白居易中年以後好佛習禅，政治態度失去了年輕時的鋒芒，一般曆史書對他多作酷評。這一時期的他極力做到樂天安命，知足適意，憂喜兩忘，和早年寫諷喻詩、直言敢谏的勇往直前、鋒芒畢露確乎不可同日而語了，這不能不承認是他的“蛻化”。但如古人所說：他面對現實矛盾和困苦“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平淡曠遠，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樓鑰《跋白樂天集目錄》)。如果再退一步、客觀地想一想：當時的形勢是朝政黑暗，國是日非，朝廷外臨強藩割據，內有宦官專權，矛盾叢生，國事已不可爲，堪稱一代豪傑的如李德裕等，也是陷入黨爭而不能自拔。白居易能急流勇退，潔身自好，不爲利誘，不爲物累，這確乎要有不可及的膽識。再想一想，當時黨爭激烈，依附權勢則可得榮進，他的朋友以至姻親裏如牛僧孺、楊虞卿、元稹等都是黨派的核心人物，他卻能潔身遠退，與黨爭毫不發生關系；他不愛官，不戀錢，從六十二歲身體尚好的時候就擔任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的閑職，到七十一歲時又主動“致仕”即退休，到直至去世的十幾年間過著閑放的生活，同時在這一時期還做了一些有益民衆的事，如開龍門八節灘等。這些在古今人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
而應當看到，習禅在形成白居易的這種境界中正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佛教倫理中有價值的東西是不少的，如“平等”、“慈悲”之類的觀念，“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踐行等等。而禅在心性修養方面更具有今天可借鑒的積極內容。薄于物欲，輕視名利，淡泊立志，嚴格守身，“出淤泥而不染”，這樣的要求在人格修養上是有現實價值的。當年韓愈和柳宗元就佛教展開爭論，柳宗元曾說過，對于佛教徒“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或是雖吾亦不樂也；”但他贊賞他們“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祖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送僧浩初序》)”。他本也好佛習禅，並從中得到滋養。他仕途坎坷，多病早衰，叁十幾歲就流落南荒，一去不複。他也是從禅的修養裏得到了人生的力量，後半生在十分困苦的條件下，在政治上、文學上都做出了巨大成績。同是政治改革家、晚年同樣受到貶斥的王安石和柳宗元也有大體一致的看法，他在《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裏說：“蓋有見于無國民無爲、退藏于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于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世之誇慢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于世，則超然高蹈其爲一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于彼而可與者耶？”他也高度評價佛教倫理中不忮不求、清心寡欲的精神。柳與王之類的人物，都是優秀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都是嚴于人生踐履的傑出人物。他們特別強調佛教——主要是禅的倫理意義，是值得注意的。
周敦頤的《愛蓮說》給我們一點啓示：在人生踐履中，從一定意義上說，與其急于去“治國平天下”(筆者不是不希望、不贊成每個人都去治國平天下，不必贅述，謹祈諒察)，還是首先努力于“淨化自己”更爲切實，更爲有益，也是更爲艱難的。
摘自《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