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對中國的貢獻
聖嚴法師
一些思想偏狹的儒家學者，直到今天，尚在閉起兩眼，力竭聲嘶地大罵佛教。其實，今天的中國文化之中，除了進口的舶來品之外，幾乎已很少不曾摻入了佛教的色彩。
在文學方面：由于佛典的翻譯，刺激了中國文學的革命，從詩文的意境到文體的演變，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就已有就了新的氣象。六朝時代，由于梵文的拼音——華嚴字母的翻譯，啓悟了中國文字的反切，由反切産生四聲，由四聲而把五言與七言詩改進爲律絕。中國人向來作文都主張多讀多看，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熟讀唐詩叁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中國在唐朝時代，由于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譯，也將印度的文法輸入了中國，比如“八啭聲”，即是名詞、代名詞、動詞、助詞等；又如佛典中的“六離合釋”，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種。現代人多以《馬氏文通》爲中國文法學的鼻祖，其實唐朝時代，中國就已有了文法學，只是未能普遍地爲民間運用而已；再如《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史上文體及作法——文學批評論的不朽名著，但它的作者劉勰(法名慧地)，卻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長的，晚年也出了家，他的作品頗受佛教文學的暗示及鼓勵。到了唐代以後的文體，多能近于寫實而順暢，乃是受了佛教文學的感染；經隋唐而至宋代，“彈詞小說”或“平話”的出現，那是受了佛教所用“變文”的影響；近乎語體的唐宋詩，如白樂天及蘇東坡等的詩，是因禅宗的“頌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淺出的新詩而來，難怪梁啓超先生要說：中國古詩的第一長詩《孔雀東南飛》是受馬鳴大師所作《佛所行贊》的影響。唐代的禅宗諸大師，創用白話的語錄體，說明佛法的要義，因而有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出現，完全是學習禅宗的筆法。明清的小說是由平話及擬平話而來，小說中“有詩爲證”的風格；散文之後以韻文作結的形式；以及彈詞裏的說白與唱文夾雜並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經中“長行”與“偈頌”並用的暗示。由于佛典的翻譯，也爲中國增加了叁萬五千多個新語彙。
在藝術方面：魏晉的佛教建築，一直影響著中國的建築形態。佛教的建築，雖不如近世西洋的實用，但卻由于佛經中敘述天宮及佛國淨土的施設，力求藝術化，建築物的布局、點綴、莊嚴、雄偉，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輸入的佛塔建築，也將中國的建築史帶進了一步，開拓了新的裏程。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也給中國帶來了塑像藝術。在此以前的中國，尚沒有塑像的技藝，唐朝的佛教塑像淋漓盡致，曾極一時之盛。幾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蘇州某寺發現了唐人的塑壁，後得蔡元培申請政府保存。洛陽的龍門，大同的雲岡，那些偉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飄飄欲仙、栩栩如生之勢，那不只是中國的藝術寶庫，也是世界性的藝術偉構。
在繪畫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享譽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說：“雲岡石窟與敦煌石窟、龍門石窟，不啻中國北方之叁大佛教美術陳列館”。又說：“後漢以降，佛教輸入，中國之美術遂由貴族美術一變而成爲宗教美術，建築則從宮殿樓臺而變爲寺院佛塔，繪畫雕塑則從君臣肖像而爲佛菩薩像，工藝則從器皿服飾而變爲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種美術形態之延續，自後漢以迄于今……在中國文化史上，實占有極重要之地位”(見《中國佛教美術》)。由于佛教的許多碑碣的保存，也爲中國的書法儲蓄了無價的財富，許多名家的字迹，多由佛教的流傳而得遍及民間。“魚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而來的中國音樂。從敦煌石窟的發現，知道在馮道的印刷術之前，佛教于隋唐時代就已有了通俗宣傳的刻板印刷品。
在科學方面：佛教入漢以前中國雖已有了鄧析、惠施、墨子及荀子等類似論理學(名學)的提出，中國之有完整的論理學，卻自佛教輸入以後的因明學開始。中國從唐朝至明朝，皆是用的一行禅師所定的曆法，那是根據印度的天文學而來。
在哲學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國時，受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晉時代，講佛學的引用了老莊，講老莊的也引用了佛經。從此之後，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備，在許多方面都是取材于佛教，比如地獄及閻羅的觀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運用了。在佛教未來之前，中國沒有閻羅的印象，到了宋時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于禅的啓發，宋元明的儒家——理學的出現，根本就是禅化的儒教，雖由于偏執他們的門戶之見而反來抨擊佛教，他們卻是“坐在禅床上罵禅”；禅宗僅是佛教的一支，宋明明理學家卻連對于禅宗的法門也只淺嘗半口而不敢深入，唯恐在深入之後，會迷失了他們自己的立場。朱熹看的佛典較多，朱熹就有這樣的體驗。近世以來的中國思想家中，如康有爲、譚嗣同、章炳麟、梁啓超、胡適、梁漱溟等雖然未必信仰佛教，他們卻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啓發。在夏威夷召開的第四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中，中國的方東美，也強調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史學家錢穆對佛教有極高的敬意；哲學家唐君毅自稱受《圓覺經》等的啓發很多。可見佛教對于中國的貢獻，過去有過許多，現在仍然有，未來也將必定有。其實，佛教不唯對中國是如此，對全人類也是如此！
在民間的風俗方面：中國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于現實人生的建設，無暇推究生前與死後的問題，所以孔子要說：“未知生，焉知死？”對于生前死後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體，都是存而不論，所以要說：“祭神如神在”。縱然講到善惡的補償及懲罰問題也只寄望于各人的後代子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說的這樣的觀念；其實，從現實的史實上看，寄望于子孫的果報是不可靠的。因此，自從佛教傳入之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觀，爲中國民間帶來了新興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給我們指出了生死輪回的問題，均由各自負責；善惡報應的問題告訴我們，一切行爲均由各自負責，善報屬于自己，惡果也屬于自己，現生不報，來生必報。這一點鼓勵了人們，要積極地去除惡。這一觀念，對于千百年來的中國民心社會的安定與影響之大之深，實在無法估量。
摘自《正信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