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主持的譯經事業

　　慎言

　　道安的個人品德和學術成就，在當時引起了前秦君王苻堅的注意，他曾遣使送給道安許多尊貴的佛像，一直想得到道安，以輔其政。前秦建元十四年(378)苻堅遣苻丕攻打襄陽，次年東晉太元四年(379)，攻占襄陽，獲道安，並送回長安，住五重寺。苻堅非常高興地宣稱，“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一人指道安，那半人指習鑿齒。習鑿齒腿有殘疾，故苻堅戲稱爲半人。自此，道安開始了長安時期的生涯，直至去世。

　　道安大師在長安期間，對于佛典翻譯十分重視。道安總結了以往佛典翻譯的曆史教訓，提出了他對佛典翻譯的主張。他認爲將胡語佛典翻譯成漢語，始終存在著“文”與“質”兩種翻譯風格，“質派”忠實于佛典原著，但文辭不雅，诘诎難讀；而“文飾”雖然合于今俗，但又難免佛典的原意遭受改變。在長安期間，他除主持幾千人的大道場，經常講說之外，最重要的是組織和參與譯經。他在《摩诃波羅蜜經抄序》中指出，翻譯有“五失本”、“叁不易”。 道安總結了佛經漢譯的經驗，提出了“五失本，叁不易”的翻譯原則。“五失本”是指五種改變或失去原經本來表達方式的情形：一是把原經中的倒裝句改爲漢語的表達習慣；二是把原本中質樸的表達方式加以修飾，以適應漢人好文飾的習慣；叁是刪除原本中繁雜重複的部分，使之簡約；四是對于原本中總結全文的“義記”部分，因爲與前文重複，可以不譯；五是原本在講完一事而另述一事時，常常先重述前事，再啓下文，這段重達，也可以不譯。“叁不易”講叁種使譯者很難表達佛經原意的情形：一是聖人造經，都是因時製宜，譯文也應適應時勢，但這很困難；二是譯文應當適應人們的理解力，這也比較困難；叁是經文離佛久遠，理解力平平者要想准確地表達佛經的原意，也相當困難。有此叁大困難，譯經者應當謹慎從事。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叁不易也。這爲後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概括地說來，胡語與漢語在語法體系、文章組織結構與文風諸方面都不盡相同，而要將千古聖人的言教譯爲漢語，要做到“不失本”、“不易”(不改變原意)，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況佛典還是在佛陀圓寂以後經過了阿難等佛弟子的結集整理了一番，再輾轉翻譯成爲西域各地的語文的呢!道安本人對于佛典的翻譯也力求文辭曉暢、傳事“勿失履義”，其目的無非在于探求佛教原旨。道安在襄陽時抄集了《十法句義》，到長安以後又組織譯介《阿毗昙》，也是爲了要弄清這些佛教名相，從而更准確地把握住佛理。正因爲道安大師對于佛典的翻譯有如此深刻的認識，以至于後來的譯經大師鸠摩羅什也尊他爲“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

　　道安大師不僅提出了全面合理的佛經翻譯理論，而且他在運用這些理論指導佛經翻譯實踐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對于他的翻譯才幹，《出叁藏記集》卷二雲：“妙典可征，實賴伊人。” 道安在長安的七八年中，除了領導幾千人的大道場，經常講說之外，主要懸組織譯經事業。如昙摩難提翻譯《中阿含經》、《增—阿含經》、《叁法度論》；僧伽提婆翻譯《阿毗昙八犍度論》；鸠摩羅跋提翻譯《毗縣心論》、《四阿含暮抄》；昙摩鞞翻譯《摩诃缽羅蜜經抄》，耶舍翻譯《鼻奈耶》，他親自和竺佛念、道整、法和等參加了翻譯工作，對于其中不正確的譯文還加以考正或勸令重譯。他在《摩诃波羅蜜經抄序》上所說的翻譯有“五失本”、“叁不易”，都是他的經驗之談，爲後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

　　在長安，道安的主要活動是組織力量譯經，長安的譯事得到了苻堅政府的支持，所譯經典，包含了大乘般若類經，比如補譯了《大品般若經》，這就是《摩诃般若波羅蜜經抄》五卷；也有小乘類經，包括阿含類和毗昙類；還有戒律類經，如《十誦比丘戒本》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和《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卷。

　　摘自《浙江佛教》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