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時代的南方佛教——中國佛教史話之十六

　　方之

　　東晉王朝，從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存在了一百零四年。但是東晉政權統治的地區，僅限于以建康(今南京)爲首府的南方。對于北方的廣大地區，則是十六國的天下。由于政權勢力範圍的地分南北，所以東晉的佛教情況也可以分南北兩地來談。這裏先談南方的佛教。

　　 東晉南方的佛教，主要有兩個中心地：一是廬山，二是建康。

　　 廬山的佛教由慧遠主持。他是道安的弟子，原來在北方，由于戰亂，他隨師到了襄陽。東晉太元四年(379)，秦苻丕攻襄陽，道安分散弟子，由慧遠帶領一部分人去荊州，准備去廣東的羅浮山，但是慧遠路過九江時，發現廬山環境幽靜，是息心辦道的好地方，如是就住下來了。他先住在龍泉精舍，後來得到刺史桓伊的幫助，修建了東林寺。慧遠學識淵博，德高望重，他住廬山領衆修道叁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梁《高僧傳》卷六)，因而受到了普遍的崇敬。

　　 慧遠在廬山十分關心佛教的弘揚。當時江南的佛教，典籍尚不完備，律藏殘缺，禅法不聞,他就派自己的弟子法淨、法欽等到西域去求取，經過多年的努力，有所收獲。就在此時，原在北方的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因關中戰亂，來到了南方，慧遠得知，即將他接到東林，請他翻譯了《阿毗昙心論》和《叁法度論》。慧遠親自爲二書作序流通。

　　 東晉隆安五年(401)，鸠摩羅什到達長安後，慧遠主動致書問好。他們兩人之間，時有書信往來。這些書信，不只是互致問候，而是彼此探討大乘奧義。由慧遠提問，羅什解答。這些書信，後來被人編成一本書，取名《問大乘深義十八科》(又名《大乘大義章》)。羅什是西域的著名佛學大師，慧遠當然敬重備至，而慧遠的才學和道德，亦爲羅什所贊賞。如羅什在一次給慧遠的信中說：“夫才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隆，未具者凝滯，仁者(指慧遠)備之矣”(梁《高僧傳》卷六)。由此可以看出羅什對慧遠的評價之高。

　　 羅什在長安譯出《大智度論》一百卷，秦主姚興函請慧遠爲之作《序》， 這說明慧遠雖在廬山，而他的崇高威望卻遠及關中。慧遠爲《智論》作《序》之後，覺得此論篇幅過長，不便于初學者研究讀，他就刪繁就簡，編成一種壓縮本，取名《大智度論要略》(又名《大智度論抄》)，共二○卷。

　　 其後不久，印度僧人佛馱跋陀羅因在關中受排擠①，與弟子慧觀等離開長安來到廬山，慧遠請他翻譯了禅經。

　　 慧遠在廬山，其門下的著名弟子，除前面所說的法淨、法欽等人之外，還有慧寶、慧要、僧濟、僧徹、法安、法幽、昙邕、昙順、昙銑、道汪、道祖、道授等。當時著名的佛教思想家竺道生亦在廬山。

　　 慧遠的名望，即使是朝中權貴和名流學者，亦無不欽仰。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遙集于慧遠門下。當時的廬山，可以說是人才濟濟，世有“廬山十八賢”的說法。連負才傲俗的謝靈運。對慧遠亦執弟子禮。慧遠還集息心貞信之士一百二十叁人結白蓮社，在阿彌陀佛像前發誓， 願生西方淨土。因此廬山在中國佛教史上被視爲淨土宗的發祥地。

　　 建康(今南京)被視爲東晉南方佛教的另一個中心，是因爲建康的道場寺，位處首都，是有名的主要譯經場所，許多著名的大譯師，如僧伽提婆、佛馱跋陀羅和法顯等人都在道場寺住並譯經。有名的《六十華嚴》、《中阿含》、《增一阿含》和《摩诃僧祇律》等大部頭的重要經典，都是在建康譯出的。當時的建康，人文荟萃，名聞遐迩。

　　 據《開元釋教錄》卷叁載：東晉朝存在的一百零四年間，有中外缁素一十六人翻譯經典，他們的簡況，大致如下：

　　 (1)沙門帛屍蜜多羅，西域人，本爲王子，讓國與弟，自己出家修道，于西晉永嘉年間(307—313)來到中國江左，住建初寺，東晉元帝時譯出《大灌頂經》等叁部一十四卷。

　　 (2)沙門支道根，不知何國人也。因姓支可能是月支人，或漢人從師姓，于成帝鹹康元年(335)譯出《阿閦佛刹諸菩薩學成品經》等二部七卷。

　　 (3)沙門竺昙無蘭，西域人，于孝武帝太元六年(381)至太元二十年(395)，在楊都謝鎮西寺譯出《採蓮違王經》等六十一部六十叁卷。

　　 (4)沙門僧伽提婆，罽賓人，于苻秦建元中(365—384)到長安，譯論二部，備載秦錄。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到江左，先在廬山。安帝隆安元年(397)到建康(今南京)，住道場寺，譯出《中阿含》和《增一阿含》②等經論五部一百一十八卷。

　　 (5)沙門留陀伽，西域人，于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譯出《十二遊經》一部一卷。

　　 (6)沙門康道和，不知何國人也。因姓康，可能爲康居人，或爲漢人從師姓。于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譯出《益意經》一部叁卷。

　　 (7)沙門佛馱跋陀羅，迦毗羅衛人，原在罽賓，應中國僧人智嚴之請來到中國長安，後轉至江左，先在廬山，後至建康住道場寺，先後譯出《華嚴經》等一十叁部一百二十五卷。

　　 (8)沙門昙摩，不知何國人也，善律學,應釋僧遵等之請，于隆安四年(400)譯出《雜問律事》一部二卷。

　　 (9)沙門卑摩羅叉，罽賓人。原在龜茲弘律，聞羅什在長安，乃于弘始八年(406)到關中，後轉江陵至建康，譯有《十誦律毗尼序》等二部五卷。

　　 (10)沙門釋法顯，中國人，西行求法的高僧，俗姓龔。晉安帝隆安叁年(399)從長安出發，經叁十余國，于義熙八年(412)回國，次年到建康道場寺，與覺賢合譯六部六十叁卷。(內有《摩诃僧祇律》四十卷)。

　　 (11)沙門祇多蜜，西域人，譯出《菩薩十住經》等叁十叁部四十五卷。

　　 (12)居士竺蘭提，西域人，于恭帝元熙元年(419)譯出《大乘方便經》等叁部五卷。

　　 (13)沙門竺法力，西域人，于恭帝元熙元年(419)譯出《無量壽至真等正覺經》一部一卷。

　　 (14)沙門釋嵩公，中國人，于晉末譯出《日難經》等叁部叁卷。 (15)沙門釋退公，中國人，晉末譯出《迦葉禁戒經》一部一卷。

　　 (16)沙門釋法勇，中國人，晉末譯出《佛開解梵志阿發經》一部一卷。

　　 以上各家譯經，再加上失譯諸經是東晉南方佛教譯經的總和，《開元錄》卷叁說是一百六十八部四百六十八卷(實際爲一百叁十七部四百二十卷)。

　　 東晉皇室，一般都信奉佛教。據法琳《辯正論》卷叁說：晉元帝司馬睿(317—322)修建了瓦官、龍宮二寺，度僧千人。晉明帝司馬紹(323—325)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名稱百僧。晉成帝司馬衍(326—342)造中興、鹿野二寺等等。由于皇室信奉佛教，當然下面的臣民也就普遍的信奉佛教了。由于佛教信仰的普及，寺院和出家人亦多起來。東晉時代，佛教義學興起，主要是研究般若學。由于這門學問傳入中國還不久，研究者的理解各不相同，故當時的般若學就有六家七宗之說。當時還是玄學最盛的時侯，談玄說妙，成爲一時風尚。因此，許多僧人，如支道林等人亦都玄學化了，他們往往從玄學的角度來理解佛學。比如竺法雅用“格義”的方法弘揚般若學，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在東晉時代，還值得一提的是西行求法運動，很多人前往印度朝聖和取經。去的人多，回來的人卻很少。原因是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死于途次，有些人則留居異國。真正學有成就回來爲佛教作貢獻的人是極少數，其中法顯是少數人中的一位傑出代表。

　　 總的來說，東晉時代南方的佛數較之于西晉，是更加興旺發達了。佛教的典籍大量傳入,開始對中國的固有文化産生影響。而佛教本身經過叁百多年的適應，亦開始與中國固有文化相融會，爲它在中國大地上的傳播和發展，奠定了比較雄厚的基礎。

　　 注釋：

　　 ① 佛馱跋陀羅受排擠的原因是:他的弟子中有一人自稱得阿那含果，他未能及時製止。羅什門人說他不製止,就是默認。又說他曾預言印度有五船來中國，是虛诳惑衆，有違戒律，不共住，要他離開長安。但真正的原因是兩家的道風不同。

　　 ②《中阿含》和《增一阿含》曾由昙摩難提在長安譯出。當時因道安逝世，加以關中戰亂，譯文未作潤飾，因而被認爲文義不盡。僧伽提婆提到江南後，受請重譯二經。但他重譯了《中阿含》，對《增一阿含》只作了校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