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教文庫。浙江曆來爲人才荟萃之地，加之江南佛學一向偏重義理，因而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大多勤于著述，注、疏、論、抄、記、傳、志、錄、偈，作品極爲豐富，爲汗牛充棟的中國佛教文庫增添了不少新鮮的內容，並大大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據初步統計，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中有作品傳世的有41人之多，留下書籍127 部，卷數逾千。其中給後世佛教思想發展以一定影響的作品有:《高僧傳》14卷，《涅槃義疏》10卷，慧皎著；《法華義疏》3卷，慧基著；《毗縣大義疏》十余萬言，慧集著；《俱舍文疏》30余卷，《金剛般若經注》，《大莊嚴論》(譯)，《大莊嚴論文疏》30卷，《法華經缵述》10卷，慧淨著；《般若經注》，僧旻著；《成實疏數》10卷，洪偃著；《叁論文疏》，慧田著；《涅槃經疏》23卷，《觀心論疏》5卷，《國清百錄》4卷，《涅槃玄義》2卷，《天臺八教大意》1卷，灌頂著；《華嚴經疏》60卷，《華嚴經隨疏演義鈔》90卷，《華嚴法界玄鑒》2卷，《叁聖圓融觀門》1卷，澄觀著；《法華經科文》2卷，玄朗著；《寶鏡叁昧歌》，良價著；《宗門十規論》，文益著；《宗鏡錄》100卷，《萬善同歸集》3卷，延壽著；《續高僧傳》30卷，《廣弘明集》30卷，《釋迦方志》2卷，《集古今佛道論衡》3卷，《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四分律拾毘尼義鈔》3卷，《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疏》2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道宣編或著；《大宋高僧傳》30卷，《大宋僧史略》3卷，甯著；《楞嚴經疏》(後被稱爲《長水疏》)10卷，子璿著；《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少康和文谂合撰；《行事鈔會正記》，《戒疏發揮記》，《業疏正源記》，《毘尼義鈔輔要記》，允堪著；《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42卷，《四分律羯磨疏濟緣記》22卷，《四分律含注戒疏行宗記》21卷，《觀無量壽佛經義疏》3卷，《阿彌陀經義疏》1卷，元照著；《止觀義例》，《法華不妙》，《不二門科節》，義寂著；《金光明經玄義拾遺記》6卷，《金光明經文句記》12卷，《觀音經玄義記》4卷，《觀音經義疏記》4卷，知禮著；《贻謀鈔》1卷，《首楞嚴經疏》10卷，《四十二章經注》1卷，《遺教經疏》2卷，《阿彌陀經疏》1卷，《涅槃經疏叁德指歸》20卷，智圓著；《涅槃經夾注》80卷，禮宗著；《四分律輔篇記》10卷，《金剛經義疏》7卷，玄俨著；《號呶子》10卷，《儒釋交遊傳》，皎然著；《金剛集注》，《心經消災經注》，《彌陀經句解》，性澄著；《四教儀經》，弘濟著；《阿彌陀經集注》1卷，普智著等。這些著作中的僧傳、開宗性著作和編纂古代思想鬥爭的論集，對于研究古代佛教史和古代思想史，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叁)大力培養門徒，擴大佛教勢力。僧(人)和佛、法一樣，爲佛教“叁寶”之一，其數量的多寡直接影響到佛教實力的強弱和命運的興衰。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大都繼承了帶徒傳法的傳統，積極培養門徒，以承傳燈火，擴大勢力。據不完全統計，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傳法在百人以上者有十叁人，在千人以上者有九人。如慧基傳徒一千多人。子璿化衆“幾一千”。知禮門下“嗣法二十七人，入室四百七十八人，升堂一千人”《佛祖統紀》卷12，《四明法智法師法嗣》，其中知名的有廣智、神照、南屏。道宣傳弟子“千百人，其親度日大慈律師，授法者文綱等”(《宋高僧傳》)。從慧棱出世者“不減一千五百衆”(同上)惟寬“度黑白衆殆及百千萬”，“門弟子殆千余，得法者叁十九，入室受遺寄者曰義崇、圓照焉。”(同上)玄俨傳法“殆出萬人”(同上)“門人有法華、昙俊、崇默、龍興、崇一、開元、智符、稱心、崇義、香嚴、懷節、寶林、洪霈、覺引、灌頂”。(同上)傳弟子最多者爲慧約法師，據載“皇儲以下，愛至王姬，道俗士庶，威希度晚，弟子著籍者凡四萬八千人”。(《續高僧傳》)
值得特別一書的是，有的佛教學者培養出了不少在中國佛教史上頗有影響的人物，比如，華嚴五祖、佛教哲學家宗密(780—841)爲澄觀門下四哲之一。良價傳法曹山本寂(840—901)，並和本寂共創曹洞宗。天臺宗人德韶(891—972)曾受禅宗法眼宗鼻祖文益的深刻影響。天臺宗十五祖義寂傳法于朝鮮人義通，義通(927—988)後在中國敷揚天臺教觀近二十年，成爲天臺宗的一代祖師。唐代僧人、卓越的天文、曆法學家一行(673—727)曾師事于天臺宗人慧朗(662—725)。唐律宗僧人文綱(636—727)師承南山律師道宣，又傳法于道岸(654—717)。唐詩僧皎然(
—約790)出自天臺宗人守直(700—770)門下。這些弟子對推動佛教的發展，擡高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都曾做出過重要的貢獻。
(四)建寺修廟造像，鞏固佛教陣地。寺廟是佛教僧衆奉佛拜祖、聚衆修行的場所，民間文化活動的中心，同時也是儲藏、陳列佛教經典、繪畫、雕塑的藝術館。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對于建寺修廟造像都十分重視。如僧瑜與同學昙溫、慧光等于廬山南嶺建招隱精舍；真觀造金銅大象五尊，塔兩層、寺兩所。澄觀曾建雲花寺，並于該寺般若閣下畫華藏世界圖相，在所設十二次無遮大會上“塑形績象”。唐代僧人子瑀之前，德清縣全境無有一塔一寺，經過子瑀銳懷營構，德清始有精宇；他還抄寫經籍一萬六千卷。有的僧人上奏封建政府，請求支持修建寺廟的活動，如慧忠曾奏請唐政府在武當山建太一延昌寺，于白崖山黨子谷建香嚴長壽寺，並于此兩寺中各置一經以備度僧之用。有的僧人還大力勸導、動員信徒修寺建廟，如義寂在海門勸人修寺塑像，以至“感動”宋太宗派人重建壽昌寺；後到永安縣境，又勸七鄉人修塑光明寺中已毀佛像。還有的雕鑿石佛，公元486年僧護于新昌縣石城山隱嶽寺寺北青石壁上首開其功，镌造十文石佛，剛成面像，不幸而逝。後有僧淑繼其業，
未成。後建安王派遣當時最有名的佛教建築專家僧佑繼續雕鑿，終于在516年雕成。該石佛身長百尺，由叁代僧人曆經叁十年鑿成，故名之爲“叁生石佛”，今座落在浙江省新昌縣大佛寺，被譽稱爲“江南第一大佛”，實爲我國南方早期石窟中巨型佛象的唯一碩果。
(五)寓禅于詩畫文，豐富文藝作品。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重視文學藝術諸形式在傳播佛教上的獨特效果，他們樂于與儒者名流交往、熱心于詩畫的創作。在他們中間湧現出了文學批評家、書法家、畫家和詩人。如唐代詩僧皎然，本姓謝，字清晝，謝靈運十世孫，吳興長城(浙江長興縣)人。文章俊麗，被時人稱爲“釋門偉器”，善以佛教義理入詩，宣揚禅理與出世思想，格調清淡閑適。《全唐詩》編其詩爲七卷。另撰有詩論《詩式》、《詩評》、《詩議》，其中以《詩式》最爲重要。該書以論詩歌風格爲主，提出“四不”、“二要”、“七德”、“十九體”等標准，倡導高古閑逸，輕視思想內容，開了以禅理論詩的先聲，對唐代詩人、詩論家司空圖、南宋文學批評家嚴羽等人的詩論都有一定的影響。唐詩僧清江，會稽(浙江紹興)人，工詩。大曆、貞元年間，與清晝齊名，人稱“會稽二清”。其詩多爲羁旅抒懷，送別贈答之作，較少衲子氣。《全唐詩》錄存其詩二十一首，編爲一卷。五代前蜀畫家、詩人貫休(832—912)，本姓姜，字德隱，婺州蘭溪(今蘭溪縣)人，人稱“禅月大師”。他的畫怪駭突兀，在當時極負盛譽，齊己將其比之王維。《宣和畫譜》著錄其作品有高僧、羅漢、菩薩、維摩等叁十件，故宮尚藏有其《極樂圖》、《羅漢像》等挂軸。他最著名的《十六羅漢軸》還可從《唐宋元明名畫大觀》中看到印件。貫休詩名聳動于時，《全唐詩》錄存其詩七百一十七首，編爲十二卷。著作有《禅月集》傳世。貫休兼善草書，世稱“姜體”，時人比之懷素。歐陽炯評價他說:“詩名畫手皆奇絕”，“聲似喧喧遍海涯”。“唐朝曆曆多名士，蕭子雲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均見《全唐詩》卷761《貫休應夢羅漢畫歌》)
此外據後叁朝《高僧傳》所載，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中在詩、書、畫等領域裏成就卓然的還有慧淨(撰《詩英華》10卷、洪偃、真觀、道標、光、靈澈(《全唐詩》錄存其詩十六首)。盤谷(著《遊山詩集》3卷)。還應指出，在我國文學史上頗有地位的劉勰、白居易、賀知章、韋應物、王禹偁、徐铉等人都曾受到過浙江佛教學者的深刻影響。如晚年好佛，自號香山居士的白居易就曾向浙江佛教學者惟寬、道標、慧琳等人請教過禅理佛法。《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則長期投于僧佑門下。他在鍾山定林寺定居十多年之久，著名的《文心雕龍》就是他在此期間完成的。自然，在這時期，劉勰也參與了佛經的整理，撰寫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梁書·劉勰傳》)，協助僧佑做了大量工作。在宦海沈浮二十多年之後，劉勰于520年在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即使在他出仕期間，仍然和僧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不斷參加有關佛教的活動，並且終身未婚。可見在劉勰的頭腦中，無論是在《文心雕龍》寫作之前，還是在寫作之後，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劉勰“博通經論”、“爲文長于佛理”，其有關佛教方面的著述很多，流傳至今的還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石像碑》(見《會稽掇英總集》卷16)和《滅惑論》(見《弘明集》卷8)兩篇。
(六)積極向外傳播，擴大國際文化交流。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又從中國流傳到了朝鮮、日本等國家。在佛教向外傳播的過程中，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對天臺宗、禅宗之曹洞和法眼兩宗的向外流傳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據載，唐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和他的弟子義真入唐遊學，從天臺山修禅寺道邃、佛隴寺行滿習學天臺教義，並從道邃受菩薩戒。第二年五月攜帶在唐求得的經論疏記二百叁十余部回到日本，大弘教化，在比叡山開創天臺一宗。從此天臺宗在日本便逐漸發揚光大起來。
宋時，由良價創立的禅宗曹洞宗也流傳到了日本。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臨濟宗的創始者榮西的再傳弟子道元來到中國，曆訪天童、徑山、天臺等山，參谒了無際了派、浙翁如琰諸禅宿，終于得到天童長翁如淨的啓發而豁然開悟，並蒙印可，受傳秘蘊及衣具頂相。他于寶慶叁年(1227)歸國，盛弘禅學，創立了日本的曹洞宗。由于交通便利，宋以後日本禅僧入宋求學及宋僧往日本弘傳禅學的人很多，導致了神學在日本的逐漸繁榮。日本各禅寺的構造、禅堂的設備乃至日常生活，多模擬宋地禅刹式樣，中國禅門詩偈在日本禅林中也非常流行。這些都明顯地反映了浙江禅宗學者所給予的巨大影響。延壽的《宗鏡錄》寫成後流傳很廣，高麗光宗王讀後，深受啓發，遣使航海來宋赍書敘弟子之禮，並奉金線袈裟、數珠紫水晶、金澡罐等。延壽還爲隨同使者前來學佛的智宗等叁十六人印可記莂，法眼宗旨因而弘揚于朝鮮。
叁、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從前面論述的浙江古代佛學者的活動情況，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有的是佛教學派的開山鼻祖，有的是複興宗派的中堅人物，對于唐代，尤其是宋代以來佛教的延續起了很大作用。有些則是在學術上、教職上地位顯赫，聲望頗高的學者，如《高僧傳》卷8所載，慧基法師“德被叁吳、聲馳海內，乃敕爲僧主，掌任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其弟子昙斐以小品淨名獨步當時，“有譽江東，被敕爲十城僧主”，且青勝于藍，人稱“超進慧基，乃揚浙東之盛”。至于居主持地位的一寺之主更是不可勝數。他們身居主持之職，倍受教徒愛戴。如允若爲杭州興華寺主持，行丕由天臺佛隴升主寶陀，道樞初主何山後移主華藏、靈隱等寺。此外，這些佛教學者的重要地位也可以從他們得到皇帝贈予的稱號上看出來。在四朝《高僧傳》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性澄，得號“佛海大師”；本無的溢號爲“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南朝僧人僧旻，位居京邑五大法師之右，“乃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爲家僧，四事供給。又敕于慧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續高僧傳》)；錢塘僧人明徹，受到梁武帝優禮相加，家僧資給，“每侍禦筵，對揚奧密，皇儲賞接，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同上書)這些僧人不惟受到最高統治者的恩寵，而且還與官僚士大夫密切往來。通過他們的中介，間接影響著統治者對待佛教的態度，使佛教受到封建政府的支持而得以持續發展。
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的影響並未限于佛教史方面，而是擴及到文學、藝術、哲學、倫理、民俗、社會心理及國際文化交流等各個領域。在文學藝術上，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于詩、文、畫、書法、建築、雕塑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爲祖國的文學藝術寶庫增添了諸多瑰寶。在哲學思維和倫理道德方面，天臺宗重視佛教理論和實踐的止觀學說，禅宗之曹洞、雲門、法眼等宗的禅風都隨著曆史的發展積澱在人們的哲學意識和道德觀念之中。在民俗和社會心理方面，佛教的影響是深入而久遠的，千百年來佛教的影響對世世代代的浙江人民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據《高僧傳》載，道琳善于求佛除妖，“靈驗”異常。文說“琳于是設聖僧齋，鋪新帛于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叁尺余。衆威服其征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齋以飯之”。《續高僧傳》載大志法師“善屬文藻，編詞明切，撰願誓文七十余紙，意在共諸衆生爲善知識也。今廬山峰頂每至暮年，諸寺見僧宿集一夜，讀其遺誓，用燒道俗，合道皆酸結矣”。從這些習俗中可以看出佛教在民間的影響。此外，浙江佛教學者通過向日本、朝鮮等國僧人傳授佛教，也對國際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與中國文化》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