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與惡之際——《了凡四訓》的啓示

　　流風

　　善惡的分辨是人生中的大事，做事說話都應該遵行善的原則。中國自古以來就稱爲禮儀之邦，特重道德教化。有如此優秀的文化傳統，自然有很強的善惡意識。不過在實際生活中這樣的道德善惡意識都是與生活習慣和風俗結合在一起的，它最明顯的、最強烈的特征是道德准則，而不是道德原則，一字之差便有了天壤之別。

　　道德准則教導我們如何去做，教導我們做什麼、不做什麼，怎樣做才算是好的、善的，它以一種既定的形式展現出來，符合道德准則的言行便是善，而違反道德准則的就是惡。如此，善惡分明，一目了然。不過這樣做存在著一種危險，即我們失去了分辨善惡是非的能力，把判斷的能力交給了別人，把行爲等同于善惡本身。這就是爲什麼在我們社會中長久以來都存在著“臉譜化”的思維方式，猶如戲臺上紅臉關公、黑臉包公、白臉曹操等，忠奸分明，善惡明確。然而事實真是如此簡單嗎

　　道德准則只是告訴我們怎樣才是善的，卻沒有講明善是什麼。所以，如果我們追問善是什麼

　　道德准則無法回答。最後還是要回到道德原則上來說明善本身，只有明了了善本身，才能真正明白善惡的分別。

　　《了凡四訓》中講： “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實爲至理。

　　袁了凡居士對佛學有很好的修行，他把畢生的體會凝爲四篇文章，簡單扼要的闡明了如何分別善惡、如何立身處事，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了凡四訓》。

　　《了凡四訓》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本文僅就它的善業思想作一些分析，探討一下日常生活中的處事、修行問題。

　　于佛教義理當身而言，佛教不怎麼講善惡的問題，而是重點在染與淨上。因爲衆生執著，終日裏顛倒妄想，心不清淨，我見執著于我，遇法執著于法，便把自己定死在我執與法執上，不得解脫，如此不免犯種種過。故佛教多講般若智，以般若化我、法二執，去除衆生雜染，心淨則不貪、不恨、不私，無爲、清淨、自在，如此便“念頭不動”。此不動非如死人之不起念頭，而是破除執著之後無染清淨，

　　“無所住而生起心”，如此便成就“至善”。之所以用“至善”一詞，就是爲了區別一般意義上執的、僅符合道德准則的行爲。

　　袁了凡居士對善作了種種分析，

　　目的就是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善的表現形態——善相，從而明了善之體——善之當身、善之之所從來。善相不可過分依賴，因爲它可能是沽名釣譽、收買人心：也可能是爲求人天福報、爲求好名：也可能是不計回報的真正的善行。

　　《孟子》中一段話，可爲明證：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看到小孩子將要掉入井中，心中不忍，便要想著救他，這種不忍心不是因爲和小孩子的父母私交好，也不是因爲要求得一個救人的美名，也不是因爲不願意聽到小孩子的慘叫，只是心中不忍自然而發。救小孩子這一善行可以有多種原因，但真正的善行卻是自然而出、無所計較的。

　　1、真假

　　中峰大師的話可謂是字字珠矶：

　　“有益于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襲迹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真與假的區別一是內容與形式上的善，二是有無所求的善與有所求的善。

　　所謂形式與內容之別，真善不一定會遵循善的形式，也就是說不一定會呈現出一種善相，正如金剛怒目，雖現惡相，而能鎮攝人之惡念；忠言逆耳，但忠言不因其逆耳就不是忠言了。內容的善才是真正的善，不能僅看外在的表現形式。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很容易流入形式的漩渦，如念佛讀經以多爲勝，殊不知法重在受持，于心地用功。

　　所謂有爲、無爲之別，有爲之行善會貪求福報、名聲等，而真善不會計較個人利益、而且行善在心裏是平常事，不求別人感恩戴德，只是隨緣而行，如雁過長空。

　　《八大人覺經》中講“菩薩布施，等念怨親”，佛菩薩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不住相布施，于世間平等一味，是真無爲無漏之善。

　　2、端曲

　　“端曲”即是直心與利心之別。端者直也， 《維摩诘經》言“直心是菩薩淨土”、“直心是道場”，直心者，謂質直無谄，誠實無僞，此心乃是萬行之本。了凡居士于此甚明：

　　“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真善要從心而發，有一毫人欲私心而能當下猛然警覺也不失爲端正，若有一絲一毫媚世、憤世、玩世之心皆爲曲。正善是不以任何條件爲原因的，善只是它自身，就是這一顆純潔的赤誠之心。理易明，而行難達，但若能終日于心靈隱微處時時體察，一定能達到高超的境界。

　　3、陰陽

　　“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被人知道的稱爲陽善，不爲人知的稱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行善自然會有好報，無論陰報、陽報、現報、後報，但這是從結果上說。從行善者的心理來說，不能在行善之初就預期這些結果，因爲一旦爲好報而行善則已經是有爲的善，是媚俗的行爲，雖然可以幫助很多人，但還是下乘。

　　4、是非

　　了凡先生舉孔子之徒爲例，子貢做好事而不要別人的謝禮，結果被孔子教訓了一頓：子路救人而接受了別人的謝禮，結果被孔子表揚。乍看之下，此事很不容易理解，因爲真善本不爲求名求利，何以孔子如此對待子貢

　　只因善要與人爲善。善不能僅停留在自己的內心與行爲上，更應該引導他人發善心、行善事，正如佛、菩薩大慈大悲，不舍衆生，要度一切衆生而成佛。爲利初機而行方便法門，以名、利引之使之向善，而後更悉心教導使之由小善、有爲善而邁向大善、無爲善。

　　“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善不可以一時一地而論，更不可簡單地加以評判。

　　5、偏正

　　常理以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但若不拘于定然之勢，則又有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是爲正中偏：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是爲偏中正。善心而行惡事，莫過于當今的家庭教育，對孩子過分的溺愛，雖深愛之而終深害之；惡心而行善事者，莫過于受刑罰者，以其惡果而警世人。

　　6、半滿

　　此半滿不以多少論，只以心之真誠而論，猶如真金無論輕重，不妨礙其爲純金。俗語有言：

　　“百善孝爲先，原心不原迹，原迹家貧無孝子”，真情尚且不可以金錢物質多少而論，更何況真心行善，功德不可思議。須知行善當行無爲善，了凡居士所謂“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雖終身勤勵，止於半善而已”，行無爲之善，則真正坦坦蕩蕩，無所行之我、無所施之人、無所施之物，因爲對于行善無所執著，是真行善。

　　《金剛經》言“菩薩不住相布施”，雖度盡衆生而無可度者，此善不可思議，功德無量無邊。

　　7、大小

　　“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佛教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更不用說心懷天下，一念善便已與天下人結善緣。如果善僅停留在自身，還不能算作真明“善”理之人，真明善之人自會推己及人，如佛菩薩之慈悲心，大愛無邊。破除拙著才能行大善，而且行善布施等正是破除我執、發大心、行大願的良好時機。

　　8、難易

　　“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只因衆生執著，煩惱障重，無明貪愛、嗔、癡，

　　自己給自己下了解脫不開的束縛，枉受諸苦。故佛教導人要痛下心，發大願，誓要從心頭痛下功夫，于事事、時時磨練，破我法二執。《楞嚴經》有偈言：

　　“將此身心奉塵刹”，這可謂是至難行之善，若真能破我法二執，舍卻衆緣、執與不執，終日雖行善而如無事之無爲自在，是真行善之人，到此境界也無難易之別。

　　以此八條，可概括一切行善法則，若以一言以盡之，則曰無執。于人而言，我執、法執深重，不免充滿雜染，生命的靈性隱而不發，枉受輪回與世間諸苦。豈不聞《金剛經》言：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世間萬物本是遷流不息、緣起性空，故世尊語重心切地教導：“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不要被外在的現象和內存的心相所迷惑。

　　心不明而有所執，則不免行善而不能盡善盡美，行善當行無爲之善，超越善惡的表相，正如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盡，自然得正行、正果。孔子在《論語》中講“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實在是人之一大錯誤，一大迷惑，所以菩薩布施能夠等念怨親，實在偉大，是我們立身處事的榜樣。

　　所以“至善”之精髓，便是無爲無執，正是《金剛經》所示：

　　“應無所住而生起心”，不染于善相、不染于惡相，超越善惡的對立狀態，這才是清淨無爲，終日行善而如無事之人，所以菩薩布施，其功德不可思議，若我們能在生活中時時處處警醒自己、于事事物物上磨練自己，定也如菩薩一樣，功德果報不可思議。

　　摘自《寒山寺》佛教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