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四、爲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

　　一

　　本年(民國六十二年)六月我獲得了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我國的佛教刊物，多數予以報導。最近『海潮音』月刊，一再發表了責難的文字；也有法師來信，對此表示異議。所以我想對取得學位的經過，及我對學位及中日佛教關系的看法，說幾句話。

　　關于學位取得的經過，先要說到與此有關的二位，即日本的牛場真玄先生與我國在日留學的聖嚴法師。牛場先生聽說七十多歲了，他能讀我國的文言與語體文，他存有對中國佛教的好感與熱忱的希望。我沒有見過牛場先生，可說與他沒有私交。但他在近二十年來，經常將我的作品翻譯或寫成報導，推介于日本佛教 [P232] 界。假使日本佛教界知道中華民國有個印順，那是受了牛場先生自動的義務推介的影響。我在中國文化學院授課時，在日留學的慧嶽法師，認爲我如有一學位，那多好。他自動去與牛場先生談起，並進行取得學位的活動。直到事情中止進行，我才聽旁人──演培或吳老擇談起。這是牛場先生與我關系的一切。聖嚴法師，我沒有與他共處，他去日留學，我也沒有給予任何幫助，論關系，也是極普通的(如聖師所作『劃時代的博士比丘』所說)。這些，都是過去的事。

　　這次學位的取得，要從我在病中說起。前年(民六十年)秋天，我病在醫院，生死未定。印海法師來說：牛場先生來信，希望我同意他，對我的『中國禅宗史』譯成日文(據聖嚴法師文所說知道，『中國禅宗史』傳到日本，一般反應良好。牛場先生爲了過去答應過慧嶽法師，所以又自動的熱心起來，想用日譯本申請學位。但他那時來信沒有說明，我只知道翻譯而已)，我覺得是好事。寫文章，希望有人讀，希望多有人讀。近代的日本佛學界，能讀我國語體文的太少，所以如譯爲日文，那對日本佛教界，應有較多的影響。這樣，我雖在病中，也就同 [P233] 意了。那時，我國還沒有退出聯合國。

　　到去年(民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牛場先生直接寄信給我，稱歎『中國禅宗史』，勸我以日譯本向大正大學申請博士學位。聖嚴法師與吳老擇居士，也來信勸請。牛場先生對我二十年來的自動推介；這麼大年紀，竟在四、五個月內譯成一千多頁稿紙，費時費力，使我覺得盛情可感。我那時病情正在惡化，爲了不使愛我者失望，同意了他的請求，並寄一些資料(經曆及著述)去日本。那時，中日還沒有斷交。

　　今年一月底，我應樂渡法師與沈家桢居士的邀請去美國長期療養，途經日本，休息了兩天，見到了聖嚴與清度法師，吳老擇與梁道蔚居士。我身體弱極，只在旅社裏呆了兩天。那時中日邦交已斷，所以我對申請學位一事，表示缺乏興趣，並提出理由，其中之一，便是爲了我是中華民國的人(聖嚴法師文中，也提到這點)。那時，正值寒假，一切停止活動，所以大家結論爲不作主動促進再說。

　　到了四、五月間，聖嚴法師來信說起：牛場先生告訴他，學位進行的准備工 [P234] 作，大體完成。我去信表示，不如中止進行(信是請日常法師寫的)。但無巧不巧，隔一天，聖嚴法師就來了信：他在前幾天，因關口博士告以准備工作完成，須繳申請費用，所以聖師已經繳納；不足部分，由他先爲墊出。到了這一階段，我也就決定如此了。本來應親自去日本接受學位，由于身體轉壞，不能前往，才由聖法師代表接受，將「學位記」寄回臺北。學位取得的經過，就是這樣。我沒有與校方直接聯絡，牛場先生與聖嚴法師，自動爲此而犧牲時間與精力，我應表示我的謝意。

　　二

　　再說到學位：學位是世間學術的一項製度，與佛法的修持無關。以佛學來說，我對無信仰無思想的佛學，我從來不表同情。認爲，「即使對佛教有傳統習慣上的情感，也不過作爲文化遺産，照自己的意欲去研究，使自己成爲佛學家與博士而已」。「如沒有這種信念與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輝煌，都不外乎古 [P235] 董的鑒賞，曆史的陳述與整理。雖足以充實莊嚴圖書館，而不能成爲活的佛學」(並見拙作『談入世與佛學』)。就博士學位來說：這並不表示無所不通，也不是對此論題絕對正確。這是表示對于某一論題，寫作者曾經過缜密的思考，能提出某些新的意見，新的發現或新的方法，值得學界參考而已。所以我並沒有把他看作什麼了不起。

　　但這也表示了對于論題，有了相當的學術水准，即使不是絕對正確的，也是值得學界參考的。我不是禅者或禅學研究者，我爲什麼寫『中國禅宗史』？胡適以神會爲禅的革命者，『壇經』的寫作者，否定了六祖的地位，也否定了達摩禅的一貫性。我以爲『中央副刊』上的喧囂，或刊物上的人身攻讦，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憑我對中國佛教的一點感情，使我放下自己所要探求的佛法，而從事初期禅宗史的研究。我的見解，不一定爲傳統的禅者所同情，但透過新的處理，到底肯定了達摩禅的一貫性，六祖與『壇經』的關系，與神會應有的地位。我想不只是寫出來，也要取得人的同情，取得人的尊重，才能改正世間學者有關佛教史實 [P236] 的誤解與歪曲。那末，本書而取得學位，不正能引起人的重視與反省嗎？在這種意義上，我並不以取得學位爲恥辱。這是世間的學術製度，是需要申請的，所以我也不覺得「申請」就是「可憐相」。

　　中國佛教是偉大的，但偉大的是過去而不是現在。有信仰有反省的佛弟子，是會深深感覺到的。個人的虔誠、熱忱、信解與持行，是複興佛法的要素，但這還是個人修持的立場，而不是佛教延續與複興的立場。複興中國佛教，除了個人的信行，還要求佛教組織的合理與加強。對社會，多做些文化，慈善救濟，以引起社會同情(也更符合佛教的精神)。對佛教自身應力求文化水准的提高，吸收國際佛教界的可貴成分，了解現代的思想(這才可以攝取或破斥他)，使佛教能在現代知識界──國內或國外受到重視，才能影響到社會的中堅人士而發生新的力量。這就是虛大師過去爲佛教的基本立場。由于近代的劇變，中國佛教與國家民族一樣，都是從古老安定的社會，而邁向于複興即現代化(適應現代情況而足以生存發展)的過程。在這演變過程中，由于古老傳統或傾向于現代複興的見解 [P237] ，或不免不同。在這些上，也才能了解，何以慧嶽與聖嚴法師，把學位看作大好事。這決不是爲我捧場，而只是覺得中國僧侶的文化水准，總算有了進步的象征。我出家四十多年，從來沒有憑什麼資曆，現在衰病快到生命盡頭，這對我還有什麼用處？但對佛教修學的努力者，多少有一點鼓勵作用。所以有人看作好事，有人看得毫無意義，簡直可恥，這不過在這變動時代，所引起的不同意見。重個人修學，滿足于古老的傳統，或深感佛教衰落而求時代之適應吧了！

　　叁

　　日本的政治傾向，過去存有侵吞中國的野心，這才引起抗日戰爭。日本失敗以來的政治傾向，對臺灣是存有野心的，這不但田中內閣如此。過去日本臺獨的活躍，就是良好的例子(當然，臺獨的活動，也還有稱爲盟友的美國人在內)。去年的中日絕交，對我們無疑是更重大的打擊。政治，現代的政治，根本說不上道義，都無非爲自己國家的現實利益著想。這種政治活動與普遍傾向，確是如此 [P238] ，但不能因此說一切日本人都是如此。如一視同仁，那以常識來判斷，也不能說是正確的。日本佛教界的活動，也是一樣。在抗戰期中，爲日本軍部作侵略工具的，特別是那些海外及隨軍的布教師。戰後的日本文化界及佛教界不斷來臺，什麼親善，感恩，帶有半政治性活動的，也誰能保證都是純潔呢！日本佛教界而作政治活動的，甚至親共的，都不能說沒有，然大體來說：專心的佛學研究者或著述者，從過去(抗戰及抗戰以前)到現在，都對政治性的興趣不高。所以也不能說日本佛教全體，都是意圖侵略的。作爲佛弟子，對事理的認識和批評，應多少客觀一些。處在現階段的中日關系中，我取得了日本的學位。我沒有與日人組什麼團體，說什麼「交流」、「合作」，往來親善。雖然，這些活動，爲現階段國策所不禁。我只是純粹個人的學術活動。

　　上面所說，有關取得學位的經過，有關學位的看法，有關中日關系的看法，我只是說明事實，並說明自己的某些意見。見仁見智，那是別人的事。我爲病體所限，不可能再有所說明，但我會靜默的聽那些不同的意見。 [P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