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來華刍議

　　釋法成

　　佛教究竟是什麼時候傳人中國的呢

　　千百年來，這是一個衆說紛纭，莫衷一是的問題。但在曆史上較爲廣泛采用的一種說法是：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傳人說。當曆史的車輪，滾動到今天，時人則又突然祭起“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人說”的大旗，而否決“東漢明帝水平十年傳人”說。一時間，華夏大地，紀念佛教傳人中國二千年的活動，此起彼伏，熱烈異常。對此，學習教史的筆者，欲借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正法研究》創刊之際，就佛教來華問題，略述淺見，籍此以同教內外感興趣者探討。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傳人說”的情況。

　　此說出自《佛祖統紀》，《曆代叁寶記》也有記載。“永平七年(公元64年)，帝夜夢真人，飛行殿庭。旦問群臣。太史傅毅對曰：“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是乎

　　”于是，明帝劉莊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前往西域尋求佛法。永平十年，愔等人于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得佛像、經卷，載以白馬，共還洛陽。帝爲其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馬寺。此爲中土有寺院之始，亦爲中土沙門的肇始。其實，這不過是得到“官方”承認的一種說法而已。在這以前，隨著中國與西域各國(包括印度)的交往(主要是通商)，佛教就在民間開始傳播了。可以說，早在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求法”之前，佛教在中國的流傳，早已有了群衆基礎。這在“楚王英奉佛”一事，就可看得清清楚楚。

　　據《後漢書·楚王英傳》記載，英系東漢明帝劉莊的異母兄弟。東漢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爲楚王，建武二十八年赴楚就任。英年少時，即好遊俠，交通賓客；晚年更喜黃老，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公元65年)，漢明帝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贖。當時，因好賓客而被人誣告謀反的楚王英，遣使獻黃缣、白纨叁十匹“以贖愆罪”。帝即诏告：“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1]，潔齋叁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2]。”從這段诏書中，可以看出：

　　一、門下雲集了不少伊蒲塞，桑門的楚王英，笃信“浮屠”之教，“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的漢明帝劉莊，起碼對“浮屠”教是有好感的；說不定受其異母兄弟或他人影響，也是一個尚“浮屠”者。

　　二、朝廷承認佛教流傳的合法性。

　　叁、诏書本身否定了東漢明帝永平十年爲佛教來華之始的說法；因爲永平八年就已知道“浮屠”之教了。

　　四、從“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中看出，楚王英是將“浮屠”教，當成一種“齋戒祭祀”——近似于“黃老方術”來信奉的。這說明佛教傳華初期，道家思想與佛教思想混淆流傳，而無甚差別。同時，诏書中所使用的佛教名詞“伊蒲塞”、“桑門”等，說明當時的佛教已經有了翻譯。

　　五、從“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來看，說明佛教在當時具備了相當的群衆基礎。

　　據此，筆者認爲，佛教應該是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以前傳人中國的。而且，最初傳人時，並不像許多教內外學者認爲的那樣，是在中國古代社會最上層——宮廷傳播的。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傳人說”情形。

　　《魏略·西戎傳》載：“昔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複立者，其人也。”這裏的“複立”二字，在《世說。文學篇注》、《魏書·釋老志》等書中，均作“複豆”[3]。從這段文字中，雖看不出伊存向景盧所授經典的具體內容，但有幾點倒是可以肯定的：

　　一、大月氏王使口授《浮屠經》的當是佛經。

　　二、“浮屠”、“複立”等詞是音譯。

　　叁、是代表大月氏的使者口授譯傳，系官方交流。正因爲是官方交流，所以才引起重視，載于正史。據史料記載，大月氏此刻正是國力日強，佛教盛傳之際。使節傳教，當是于情于理皆相符合。這是因爲：一來與大月氏在漢哀帝執政時，其族早已歸依佛教，其國已成爲印度佛化東被樞紐的情況相符。《漢書·西戎傳》、《哀帝本紀》載有元壽二年(公元前1年)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的事情，而且當時蔥嶺以西諸國都有使者東來。故此，景盧于漢哀帝元壽元年接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一事，當是可信的。縱然如此，漢哀帝元壽元年，也不是佛教來華的初始年代。

　　《佛祖統紀》卷叁十五載：“鴻嘉二年(西漢成帝年號，公元前19年)，光祿大夫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曆代叁寶記》亦載：“余覽典籍，往往見有佛經。”這說明佛教至少應在公元前19年傳人中土了。而不是公元前2年的“漢哀帝元壽元年。”

　　那麼，佛教來華較爲可信的時間該是什麼年代呢

　　《佛祖統紀》卷叁十四載：“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帶佛經來化。”此說原出于後入托“朱自行”名而作的《朱自行錄》，被稱爲“僞錄”。故此說一向被人否定。然而，因爲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不得不對它重新考慮。其理由是：

　　一、後人托名寫錄，所記曆史未必即僞。

　　二、古印阿育王(前272——前230年在位)派出許多高僧大德到國外弘傳佛教的時間，約在公元前250——前240年。這與始皇在位(前246——前210年)“室利防等來化”之年(前243年)相契。由于阿育王的極力倡導，佛教一躍而成爲跨國界的世界性大宗教。在這裏，姑且將其稱爲佛教的第一次飛躍(就影響範圍來講，鼎盛時的唐代佛教，向周邊諸國的傳播，是佛教成爲世界性大宗教的第二次飛躍)。在這次飛躍中，中亞、乃至西亞地中海等國，逐漸成爲佛化國家。到我國的漢武帝劉徹執政時(前141——前87年)，佛教已在大夏、大月氏、康居、安息、于阗、龜茲等中西亞國家廣爲盛行了。印度佛教雖系中國佛教策源地，但最初的傳播途徑卻是間接的，即經大月氏等中介媒國東傳中國。這點已爲史界、學界所普遍接受。

　　叁、有人說，張骞通西域以前，西域交通阻塞，不可能有西域人來華傳教。我們不妨從“張骞使西域”這件事情來分析一下。

　　建元二年(前138年)，武帝遣張骞出使西域，欲聯合大月氏夾擊經常侵犯漢疆的匈奴。但該國因滿足于新遷之地的富樂生活，且與漢相距遙遠，而無意聯漢擊匈，以報舊仇e。鑒于這種情況，張骞的第一次出使，未獲預期目的。這是有史可查的漢人首次通西域，即中國與西域各國交往的肇始。斂而，史界認爲：在此之前，西域不通。這個結論對不對呢

　　筆者還是認爲，中國與西域交往的時間應該還要早一些。也許這種說法缺乏根據，也許在張骞出使西域前，中國的確還沒有人像他那樣，以朝廷名義堂堂正正地“遠征”過。但據記載，早在阿育王祖父時(前四世紀末、叁世紀初)，古印度就有了中國的絲織品。《漢書》則載有張骞于公元前119年第二次出使西域時，在大夏等地就看到從印度販去的蜀布，邛竹等中國産品。數年前，更有《光明日報》發布的一則消息：“埃及叁千年前，已有中國絲綢”。這是奧地利的一位研究人員從一具古埃及木乃伊的頭發中發現的。據考證，該木乃伊與絲綢屬公元前十到十一世紀。這說明遠在地中海的埃及，很早就與絲綢産地I中國有了某種程度的貿易聯系；並經專家們進一步考證，是經波斯到達地中海地區的。後來《人民日報》也類似地轉載了這一消息。若張骞出使西域前，西域走不通，中國無法與中、西亞各國交往，那上述事實又怎樣解釋呢

　　這與漢明帝時佛教傳人說一樣，張骞出使西域，不過“官方”屬性罷了。其實，在這以前，中國與西域各國已有了民間性的交通往來。商人爲了賺錢，可以冒險西行。同樣道理，佛教先驅，雖在西域交通未暢時，爲了弘揚佛法，應當也可往來。因爲這完全符合佛教徒的爲法忘身精神。

　　四、依《善見律昆婆沙》所載，阿育王曾派摩诃勒棄多來華傳教；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說阿育王時有大德善見到“支那”弘教的記載。這些記載，人名雖有出入，所記史事則一，是很有價值的。

　　五、本世紀六十年代，在江蘇連雲港發現了孔望山石窟。據專家考證，系創鑿于公元前二至一世紀間。根據現有史料，只有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傳人說，對它從情理上才說的通。

　　上述種種迹象表明，漢武帝時的張骞，肯定不是交通西域的第一人。中國與西域各國的交往，應該比這早許多。極有可能追溯到始皇執政時期；而且最初的交往，應是間接性的邊民之間的往來。西域人在與漢民交往中，他們一方面做物質生意；另一方面，肯定要做精神“生意”——傳播佛教。因爲只有這樣，上述孔望山石窟等現象，才可以得到解釋。而且派人四處傳教的阿育王與秦始皇在位的時間基本相符，所以佛教在這個時期傳人中國是可以成立的。傳播的方式，是伴隨著民間性的“貿易”往來進行的，並逐漸由邊地向內地漸進。

　　(作者釋法成：1963年生，畢業于中國佛學院研究生班，佛教史碩士，深圳市佛協副秘書長，本所特約研究員。)

　　注釋

　　[1]此中“仁祠”之“祠”，《後漢書·後漢紀》作“祠”；《資治通鑒》則作“慈”。

　　[2]這裏“伊蒲塞”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

　　[3]“複豆”，是“浮屠”的音譯，即今日所譯的“印度””。

　　[4]據《史記·大婉傳》記載，大月氏初居敦煌，祁連山，後被匈奴所敗而西遷。

　　[5]見于《光明日報》1993年3月21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