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藏佛學研究之管窺

　　沈衛榮

　　一

　　對世界佛學研究現狀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當代佛學研究領域內最有人氣、最有成就的一個分支是“印藏佛學研究”。佛教雖然起源于印度，可是印度佛教早在十叁世紀初就已消亡，用梵文記錄的大乘佛典保存下來的不多，所以重構印度佛教及其曆史絕無可能僅僅依靠印度本土的數據來完成。而藏傳佛教包羅了印度佛教的所有傳統，其密教修法更遠遠超越了印度原有的傳統。對藏傳佛教的研究可以被用來複原、重構已經失落了的印度佛教傳統，所以當今世界佛學研究即以印藏佛學研究爲主流。

　　千余年來，藏傳佛教備受外人誤解、歪曲。東、西方人都曾稱其爲“喇嘛教”，誣其爲“妖術”、“鬼教”。事實上，藏傳佛教之叁藏、四續深妙不可測，乃現存所有佛教傳統中的奇葩。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藏文大藏經收錄了4569部佛典，包含了絕大部分印度佛典、特別是後期大乘佛典的完整翻譯。藏文本身乃參照梵文人工製定的書面語言，語法和構詞方式貼近梵文。早在九世紀初，吐蕃譯經高僧就專門編製了正字法字典和語彙手冊《翻譯名義大集》，確保了書面語言的規範化。藏文佛經翻譯常有流亡的印度學問僧加入，使其質量得到了可靠的保證。所以，藏文成了今天研究印度佛教者必須掌握的語言工具，人們通過藏文翻譯來重構梵文原典，理解佛教原典的微言大義。從佛教教義的角度來看，西藏曆史上出現了一大批傑出的佛教學者如俄譯師羅丹喜饒、薩迦班智達、布敦、龍青繞绛巴、宗喀巴等，他們于闡發印度佛教教義，特別是在因明、唯識和中觀哲學上取得的成就，決不遜色于任何漢傳佛教的高僧大德。對他們的著作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印度佛學原理。再從藏傳佛教最顯著的特征，即其密教傳統來看，西藏人以此爲豐富世界文明做出的最大和最特殊的貢獻。見于現存藏傳佛教文獻中的五花八門的藏傳佛教密修儀軌是重構印度古老的密教傳統的最重要的資源，只有對藏傳密教作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將古老的印度密教傳統的真面目揭示出來。

　　所有這些構成了“印藏佛學研究”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將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作爲一個整體研究，追溯其根源、觀察其流變，無疑是佛學研究應當采取的正確方向。

　　二

　　可是，“印藏佛學研究”的絕對強勢，導致了人們對另一個本該受到同等重視的學科，即“漢藏佛學研究”的忽略。將漢傳佛教研究與印藏佛教研究割裂開來是目前國際佛教研究的一大缺陷。事實上，印藏佛學研究的進步離不開漢文佛典和漢傳佛教研究的幫助。漢譯佛典的出現遠早于現存的大部分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獻，早期漢譯佛經是研究大乘佛教之形成和佛典形成、發展曆史的最主要的資料。到七世紀的玄奘，漢傳佛教差不多已經完成了漢譯佛經的主要工程，大乘佛教的基本經典早都已經不止一次地被翻譯成漢文。而此時佛教才剛剛開始傳入吐蕃，專爲譯經而造的藏文也才剛剛開始使用。數量上漢文大藏經遠少于藏文大藏經，但它不但包含有較多的早期數據，而且其原本中多有來自西域的“胡本”，反映出別開生面的西域佛教特色。總之，漢譯佛經對于研究大乘佛教之成立的價值是無可替代的。即使從事印藏佛教研究，我們也必須從漢傳佛教中汲取滋養。

　　當然，我們倡導漢藏佛學研究絕不是要將漢傳佛教研究整合到印藏佛教研究這一業已成熟的學科中去，而是要將漢藏佛學研究作爲一門獨立的學科來建設。我們深信漢藏佛學研究不但能對印度佛教研究的深入提供極大的幫助，而且它將極大地推動漢傳、藏傳佛教研究本身的進步。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藏傳佛教經典中有大量不見于漢傳佛教中的文獻。其中最多的是屬于密乘的續典和與其相關的儀軌和論書。密宗于印度的流行開始于八世紀之後，此時漢傳佛教的譯經高峰早已過去，各大教派業已定型，此前傳入漢地的密教以《大日經》、《金剛頂經》爲中心內容，屬于早期密教之事部、行部和瑜伽部的修法，而屬于無上瑜伽部的密集、勝樂、喜金剛和時輪等修法當時沒有流傳到漢地。後來宋代著名譯師施護等人亦曾致力于無上瑜伽密續的翻譯，但由于譯文質量極差，其中關涉實修的內容又常遭刪減，故礙難爲佛教行者理解，影響極其有限。與此相反，無上瑜伽密修習卻成了藏傳佛教後弘期的主流，西番新譯密咒的主要內容就是無上瑜伽密續典和儀軌。要了解、研究和修習無上瑜伽密，漢文大藏經並不能爲我們提供很多的幫助，我們唯一可以依賴的是藏文大藏經。

　　從佛教義理這個角度來看，由于印度中觀哲學大師月稱、寂天和因明學大師法稱都是在玄奘以後才粉墨登場的，故其所造宏論大部分沒有被譯成漢語，見于藏譯的中觀和量學部釋論有二百余部之多，其中絕大部分沒有相應的漢譯本，中觀哲學和因明量學沒能在漢傳佛教中興盛自可逆料。然而，上述諸大師的哲學思想在藏傳佛教中的前弘期就經寂護菩薩和蓮花戒師徒傳入而立爲正宗，到後弘期又經阿底峽大師推而廣之，後再經薩班和宗喀巴等本土大師的闡發，遂成藏傳佛教哲學義理中最具特色的內容。于此我們即可看出漢、藏佛教間的異同和藏傳佛教較之漢傳佛教的殊勝之處。

　　鑒于漢藏佛教之間的上述不同，漢藏佛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應該是從語文學和文獻學角度對漢、藏佛教文獻本身進行對勘、研究。佛學研究發展到了今天，卻依然未能解決佛經文本的准確性和可靠性問題。要使佛學研究建立在一個紮實、可靠的文獻基礎之上，我們首先應該下功夫厘定佛經翻譯的文本。在梵文原典所剩無幾的情況下，對勘漢、藏文佛經無疑是揭示漢、藏文譯文中出現的種種纰漏，厘定漢、藏文譯本的唯一可取的道路。漢、藏譯佛典二者的翻譯質量有很大的差別，相對而言藏文佛典的質量要高于漢文藏經，可用作厘定漢譯佛經文本的參照，通過二者的對勘來訂正漢譯佛經中出現的明顯疏誤。但是，藏譯佛經也並非篇篇珠玑，譯文質量因人而異。在千余年的流傳過程中，也出現了種種版本學上的問題，僅僅依靠藏文佛經本身的對勘難以解決問題，同樣必須依靠梵文原典或者相應的漢文譯本爲參照而訂正錯誤。而且，盡管漢譯佛經對譯同一梵文詞彙所用譯語往往缺乏一致性，但這種不統一性有時比機械的統一更有助于我們了解譯者對其所譯佛經的理解。漢譯佛經中有時還會插入人稱“中國撰述”的東西，乃譯者譯經時從中國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出發對其所譯內容作的討論，對漢傳佛教思想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漢藏佛經的對勘還有助于我們正確地理解漢文佛經這一種特殊類型的古代漢語文獻。漢語佛典是從與古代漢語言、文字習慣迥然不同的印度古典佛教語言梵文或其它西域古文獻中翻譯過來的一種非常特殊的古漢語文獻，其中出現了許多特殊的新創和口語詞彙，亦出現了許多與古代漢語文獻行文習慣非常不一致的鮮見的語法現象。對于缺乏佛學背景知識和不習慣于閱讀佛學文獻的人來說，閱讀和理解漢文佛教文獻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切實有效地解決漢譯佛典之新創詞彙和特殊語法現象的理解問題，必須將早期漢譯佛典與同一經典的現存的梵語、巴利語、藏語等文本進行對比，在吸收漢學與印度學、佛教學、藏學等方面的成果的基礎上，對每一部早期漢譯佛典中的詞彙、語法進行研究。

　　叁

　　應該說漢藏佛學研究是一門學術門坎比較高的學問，從事這門學術研究的人至少應該兼通漢藏，並具備必要的梵文知識和佛學素養。與此同時，漢藏佛學研究也是一門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學問，它有助于漢藏兩個民族加深了解他們之間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曆史，促進他們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培養和建立起他們在文化和情感上的親和力。

　　漢藏兩個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漢藏佛教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藏傳佛教並不只是源于印度佛教，漢傳佛教對其傳統的形成同樣有過巨大的影響。按照西藏人自己的曆史傳統，佛教是在吐蕃贊普松贊幹布時期分別通過其迎娶的尼婆羅公主和大唐公主兩位妃子傳入吐蕃的。文成公主居藏時期，既有大唐往印度求法途經吐蕃的漢僧往還，亦有就在吐蕃傳法、譯經的和尚常住。八世紀下半葉是吐蕃王國的全盛時期，亦是漢藏佛教交流的黃金時期。當時曾出現過像法成這樣兼通藏、漢的大譯師，爲數不少的漢、藏文佛經于此時分別被譯成了藏、漢文。尤其爲人稱道的是，漢地的禅宗曾于此時傳到了吐蕃，且深受吐蕃信衆的喜愛，幾乎所有重要的早期禅宗經典都曾被譯成藏文。不幸的是，隨著八世紀末“吐蕃僧诤”的發生、九世紀中朗達磨的滅佛，以及後弘期藏族史家對“吐蕃僧诤”這一事件之曆史傳統的建構，漢藏佛教之間的交流趨于停頓。但“和尚”的影子事實上從沒有在藏傳佛教中消失，不管是甯瑪派的大圓滿法，還是噶舉派的大手印法，其中都有漢地禅宗教法的影響。自十一世紀初，藏傳密教開始通過中央歐亞的西夏、回鹘等民族在漢人中間傳播，到了蒙元王朝，藏傳密教更進一步深入到中原腹地，漢、藏高僧亦曾合作進行過勘同漢、藏法寶(佛經)這樣的大工程。此後明、清兩代的皇帝亦多半對藏傳密教情有獨鍾，直到近代，藏傳佛教一直是漢傳佛教中一個醒目的外來成分。總而言之，漢、藏兩種佛教傳統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對這兩種佛教傳統的研究作人爲的割裂有悖曆史真實和學術理路。

　　令人遺憾的是，今人往往以爲漢、藏佛教風馬牛不相及，不但很少有人注意漢傳與藏傳佛教之間緊密的曆史聯系，而且還曾有相互妖魔化的傾向。我們將系統梳理漢、藏佛教交流史作爲漢藏佛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目的就在于提醒世人不要忘記過去。哲人有雲“讀史使人明智”，曆史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理智地去面對和處理今天的問題。

　　四

　　盡管漢藏佛學研究今天還是一門受冷落的學問，可對它的追求早已傾注了好幾代人的夢想。上個世紀二、叁十年代流亡中國的愛沙尼亞男爵鋼和泰先生就曾發願要同時利用印、藏、漢、蒙等文字的佛教文獻，並借助在北京的藏、漢、蒙古僧衆口傳的活的傳統來重建在印度已經消亡了的大乘佛教傳統。他在北京建立的漢印研究所曾得到蔡元培、梁啓超、胡適等著名中國學者的支持，聚集了包括陳寅恪、于道泉、林藜光等一批兼通梵、藏、漢的優秀中國學者。其中陳寅恪先生海歸前亦曾有過對勘漢藏佛經的宏願，海歸後世事多變，未曾如願；而林藜光先生此後遠赴巴黎，對勘漢藏佛經，成績斐然，可竟然沒有等到海歸的那一天就命殒二戰後的法都。此後由于敦煌漢傳禅宗佛教的古漢、藏文文獻的發現，激發了世界各國漢、藏佛教學者對漢傳禅宗教法于吐蕃傳播的曆史的濃厚興趣，漢藏佛學研究于上個世紀下半葉一度曾相當的活躍。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先生于1952年出版的大作《吐蕃僧诤記》被人稱爲“當代歐洲佛學、漢學的最高權威”。可是這樣的氣氛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已不複存在，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研究又重歸河水不犯井水的局面。我們今天再提漢藏佛學研究，乃重拾中外幾代學人的舊夢。

　　近年來，中國學術與國際接軌是人們常常談起的一個話題。可是，盡管中國的佛學研究發展迅速，但由于印藏佛學研究的強勢和中西佛教研究在學術方法上的差異，中國的佛學研究尚未能夠在國際佛教學研究領域內發揮應有的主導作用。長期以來，從事漢傳佛教研究的學者多半從中國古代思想史、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漢傳佛教，而很少將它與印、藏佛教聯系起來研究，佛教征服中國的曆史似乎僅僅是佛教漢化的曆史。從研究方法上看，漢傳佛教的研究偏重于討論佛學義理及其與儒、道等漢族傳統哲學思想間的涵化，擅于作哲學史、思想史式的研究，而印藏佛教研究，特別是歐洲傳統的佛學研究注重文獻，以語文學研究爲主流。這種方法上的差異無疑是造成今日印藏佛學研究與漢傳佛教研究兩個領域在學術上難以接軌的一個重要原因。打破這種局面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鼓勵開展漢藏佛學研究，因爲從事漢藏佛學比較研究，中國學者既具有西方學者不可企及的語言、文獻優勢，亦要求我們較多地側重于運用西方學術傳統中的語文學和文獻學的方法。總而言之，作漢藏佛學研究既保證我等中國學者能夠揚長避短，有望在較短的時間內作出令人矚目的成績，也可推動我們盡快地在佛學研究領域內與國際學術順利接軌，何樂而不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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