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來的白話小說和通俗文學以很大影響。一部《百喻經》，就是一部通俗的、但含義十分深刻的寓言故事。它隨佛教在民間流傳，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學故事的發展。又如雲岡、龍門、敦煌等地的石窟保存下來的古代佛教藝術，豐富了我國藝術的寶庫。各地的佛教寺廟建築，也是古代勞動人民最高藝術成就的結晶，其中有繪畫、雕塑、建築藝術、工藝美術和民間美術等等。所有這些，通過整理和提高，都將成爲我國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此外，還有佛教邏輯(因明)，它經玄奘傳到中國後，有很大的發展，在我國古代邏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對我們研究形式邏輯，也還有不少可供借鑒之處。有人認爲，這些只不過是佛教流傳中所帶來的一些副産品，不足爲奇。我卻認爲，正是這些副産品，它已成爲我們寶貴的財富，既可以擴大我們的知識領域，又可以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對加速“四化”建設大有好處。
總之，佛教思想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它積極作用的一面，不能片面地看做在任何條件下都只起消極的、反動的作用。否則有些現象就不好解釋。因爲按通常所說，佛教思想總是麻醉人民思想，阻礙科學發展，影響社會進步的。按照這一邏輯推論，應當是佛教越盛行，佛教思想越是廣泛傳播，那個社會的科學文化就會愈加落後，社會就會停滯不前。可是曆史事實並非如此。如唐代是我國佛教的鼎盛時代，那時佛教有了自己的寺院經濟，佛教教義有了創造性的發揮，新的佛教著作大量出現，各個宗派相繼建立，可說是佛教思想的傳播在中國最繁榮昌盛的階段。恰恰在這一時期，也正是我國社會經濟空前繁榮，科學、文化、技術光輝燦爛的時代。而且，就在這燦爛的文化中，也包含有佛教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應該看到，佛教思想在一定條件下是有積極意義的一面，繁榮文化藝術也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佛教的盛衰是否都由統治階級的意志所決定
對于佛教在中國盛行的原因，過去曾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爲是由于佛教的僞裝和僧侶們的欺騙性宣傳；有人則認爲是勞動人民的愚昧無知，上當受騙；更多的人認爲是由于統治階級的大力扶植和利用。特別是後一種說法，十分流行，一些佛教著作，都把我國隋唐時期佛教盛行的原因歸之于這一點。有人說，佛教是依靠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成長而起家的，也隨著封建地主階級的沒落而沒落。也有人說，中國佛教是與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同命運，共盛衰的。南北朝的佛教是靠統治階級的大力扶植而得到發展的；隋代佛教也是在隋王朝的大力扶植下而得到更進一步發展的；唐代佛教是由于唐王朝統治者的大力扶持，又更進一步發展的。總之，他們都把中國的佛教的興衰，說成全由統治階級的意志所決定，統治階級提倡、扶植和利用，佛教就昌盛，統治階級壓製和打擊，佛教就衰亡。其實，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並不完全符合曆史實際。誠然，佛教在隋唐時期所以那麼盛行，封建統治者的扶植和利用是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以唐代佛教爲例，有的佛教宗派，受到帝王的大力扶植，其代表人物受到統治者的特別禮遇。但盛行時間並不很長。如唯識宗的代表人物玄奘從印度回國時，半路上就受到唐太宗的特別禮遇，下诏派員迎接，一到洛陽就被迎入深宮內殿。以後玄奘奉诏譯經，太宗爲之作序，題爲《大唐叁藏聖教序》，序中稱玄奘爲“沙門之領袖”當玄奘譯出《瑜伽師地論》後，太宗又爲之宣傳、弘揚，敕令秘書省繕寫九部，頒發九州“展轉流能”。在一個時期內，玄奘每天跟隨著太宗，成爲太宗的侍從人員，常與談論。太宗對玄奘如此推崇，可看出唐王朝對唯識宗的扶植和利用。按理說唯識宗應該盛行不衰了，但從佛教史看，唯識宗不過流行了叁四十年即趨向衰落。相反，有的宗派沒有受到帝王的特別重視，其代表人物甚至不願與統治者合作，卻在中國佛教史上流行時間最長，勢力也最大。如佛教禅宗，其先驅人物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都不願接近帝王，唐帝室曾下诏請他們二人入京，他們都未應命。以後禅宗分爲二系，世稱南能(慧能)北秀(神秀)。北宗禅的神秀曾受武則天的極端推崇，被接入京都成爲武後、中宗、睿宗叁代的帝師。據說他作爲出家人不僅不向王者禮拜，反而武則天親自向他禮拜，可謂名重一時。他的弟子義福和普寂，也都受到唐帝室的尊重，時人目之爲“兩京法主，叁帝門師”。可見神秀一系很受帝王重視，但未經幾傳即趨向衰亡。南宗禅的代表人物慧能，常與平民相雜而居，“混農商于勞侶”，過著平民的生活，對統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他在曹溪生活了30年，名振四方，雖武則天和中宗幾次召他入京，他都“固辭”而未去，一輩子未與帝室接近，最後死于曹溪。他的弟子神會，雖由于傳法方便，不得不與一些官僚接近，但仍鄙視神秀當帝師的作風，認爲與其宗風相違，說明他仍繼承慧能的傳統，不願與統治者合作。顯而易見，禅宗南宗一系，在受到統治者的扶植和利用上，比起法相宗來要差得多。可是在慧能及其弟子神會的弘揚下，禅宗經過幾代的流傳，很快在全國廣大地區發展成爲五個較大的支派，幾乎代替了整個佛教，直到宋明以後，還繼續流傳。這就清楚地表明，佛教的盛行與否，不完全在于統治者的扶植和利用。而且從禅宗發展史看，佛教個別宗派也不一定與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共盛衰。我國從中唐以後，封建社會已由盛而衰，但佛教禅宗，恰恰是創于中唐而盛行于晚唐和五代，一直到宋明時期仍不見衰。由此可見，統治階級的扶植和利用，不是佛教盛行的惟一原因，應該說，佛教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佛教思想傳來中國後，與傳統思想相結合，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從而吸引了一些士大夫階層的信仰；又如佛教寺院經濟的發展，使之有可能供養大量的僧侶。這都是隋唐時期佛教盛行的因素。此外，禅宗在中國的盛行，還有它的特殊原因。即從慧能開始，禅宗提倡簡單易行的修行方法，不要累世修行和大量布施，不要許多麻煩的宗教儀式，不要背誦煩瑣的經典，只要堅定自己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內心，就可解脫苦難。這種簡易的修行方法，也吸引了很多的信徒。但是，這一切都還不是佛教盛行的最本質的原因。最本質的原因，應該是當時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是使人民群衆遭受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的社會製度。馬克思曾經說過：“國家、社會産生了宗教即顛倒了的世界觀，因爲它們本身就是顛倒了的世界。”〖ZW(〗《〈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2頁。〖ZW)〗又說：“宗教裏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ZW(〗同上。〖ZW)〗這是說明宗教的産生和發展，有其深刻的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佛教亦不例外。只要社會上存在著階級，有貧富現象，有壓迫和剝削，人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就有佛教存在的條件。人間的苦難越多，向佛教中求解脫的信徒也會更多。在隋唐時期，階級矛盾尖銳，人民生活痛苦。特別是從魏晉南北朝以來，多次的農民起義遭到失敗，廣大人民看不到光明，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他們想要擺脫現實世界的一切苦難，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就想到佛教中去求取精神安慰。正如斯大林所說：“他們……不得不把委屈和恥辱、憤怒和絕望埋在心裏，仰望茫茫的蒼天，希望在那裏找到救星。”〖ZW(〗《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3頁。〖ZW)〗列甯也對此作了闡明，說：“被剝削階級由于沒有力量同剝削者進行鬥爭，必然會産生對死後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蠻人由于沒有力量同大自然搏鬥而産生對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樣。”〖ZW(〗《列甯全集》第10卷，第62頁。〖ZW)〗佛教在中國，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盛行起來的。每當農民起義失敗，對自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就會很自然地到佛教中去尋求安慰，從而使佛教得到了更多的信徒。
另外，在中國佛教史上也出現過個別統治者采用行政手段打擊佛教的事件。如唐武宗滅佛，佛教稱之爲“會昌法難”。據《唐會要》記載，這次滅佛，共廢毀大中寺院4600多所，小的廟宇4萬多處，勒令僧尼還俗26萬多人，沒收寺院良田數千萬頃，解放寺院奴婢15萬人。這對佛教來說，確實是一次重大打擊。但是佛教並未真正衰亡，在當時統治者的壓力下，僧尼雖然被迫還俗，但信仰佛教的思想並未真正解決，人民群衆仍然把擺脫苦難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面，只不過把信仰的思想暫時掩蓋起來罷了。所以一年多後，當宣宗一下敕恢複佛教，佛教很快就恢複和發展起來，特別是禅宗，在此後還有更大的發展。
又如在我國十年動亂期間，“四人幫”破壞宗教政策，迫害宗教界人士和宗教信徒，佛寺基本上全遭破壞，在這種情況下，能說我國佛教已消滅了嗎
當然不是，只不過是一些佛教信徒迫于“四人幫”的淫威，將信仰活動轉入地下而已。
總之，把佛教的盛衰完全歸之于統治階級是否扶植和利用，這不完全符合曆史唯物主義觀點。正確的理解應該是佛教的興起和盛行，是由于人們在現實的苦難生活中，企圖尋找一種擺脫苦難的途徑所導致的結果，統治階級的扶植和利用，不過是在佛教盛行過程中，起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已。
佛教思想是否只能批判不能繼承
佛教思想有沒有批判繼承的必要，這也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有人認爲，佛教思想因爲是荒謬的、反科學的，它毒害人們的思想，所以只能對它加以徹底批判。這也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片面觀點。我認爲佛教思想既然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作爲中國哲學史的一部分，也有一個批判與繼承的問題。批判與繼承，本來是一對對立統一的範疇，兩者不可缺一。我們常說“破中有立，立在其中”，就是這個意思。批判什麼
繼承什麼
這就是MZD同志說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華”。從哲學意義上講，所謂糟粕，應該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東西，所謂精華，應該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因素。但是，我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常常是唯物主義的思想體系裏帶有形而上學的東西，而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裏又往往包含著辯證法因素，因而批判斷承，就是要在批判形而上學中繼承唯物主義，在批判唯心主義的同時繼承辯證法思想。在這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爲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們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繼承並發展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他們批判了費爾巴哈的形而上學，繼承並發展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從而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這一馬列主義的原則，應該說也適用于佛教思想的研究。遺憾的是有些人一提起佛教，只看到它是一種唯心主義，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是落後的反動的意識形態，只能批判，不能繼承。所以，有一些研究佛教的著作和文章，常常使用一些大批判的詞句，研究佛教思想變成了單純的批判佛教思想。雖然有些人也不得不承認在中國佛教某些宗派的思想體系中，含有辯證法思想的因素，但最後又總是把它說成是相對主義和詭辯論。例如，有的著作承認在華嚴宗的唯心主義體系中，含有辯證法因素，但卻認爲“辯證法和唯心主義歸根到底是對立的，華嚴宗的哲學思想裏，即使有些辯證法思想，在它的唯心主義體系下，只能把那一點點辯證法因素引導走向相對主義和詭辯論”。還有的著作在談到禅宗的主要經典《壇經》時，承認慧能提出的36對邏輯範疇，“能夠看到事物的對立”，多少還有一些辯證法因素。可是接著又說，“不過，慧能是一個十足的唯心主義者，而唯心主義的世界觀，終究要破壞辯證法的。所以對于慧能說來，任何辯證法的東西，都是不可能真正保持的。在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支配下，他的“36對”範疇，都不過是一些相對主義的東西而已”。對于佛教思想中反映出來的一種自然神論和泛神論思想，在一些著作裏也承認曾被後來一些唯物主義哲學家所吸收和利用，爲一些進步思想家改造成爲抗拒封建統治者的思想武器，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總認爲“它畢竟沒有和宗教神學，特別是宗教神秘主義劃清界限，因而不是最有效的反宗教神學的思想武器”。對于唯識宗的一套精致的唯心主義理論，有的著作認爲僅僅是“經過批判，來總結過去唯心主義如何向唯物主義進攻的經驗教訓，找出它的規律。並揭示它如何千方百計否認客觀物質世界的存在，所做的徒勞無益的努力”。從這些著作中透露出來的中心思想，無非是說，在佛教思想體系裏，雖然也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卻是不能批判地繼承的。總之，在佛教研究的領域裏，確實存在著一種只講批判不敢繼承的傾向，我認爲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實事求是地評價佛教思想，也不能使佛教研究工作在馬列主義原則指導下繼續前進。列甯曾經說過“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于聰明的唯物主義。聰明的唯心主義這個詞可以用辯證的唯心主義這個詞來代替；愚蠢的這個詞，可以用形而上學的、不發展的、僵死的、粗糙的、不動的這些詞來代替”。〖ZW(〗《哲學筆記》。《列甯全集》第38卷，第305頁。〖ZW)〗列甯在這裏把辯證的唯心主義稱爲聰明的唯心主義，就是肯定唯心主義體系的辯證法思想。我認爲佛教思想，如果撇開其宗教迷信部分，在它的思想體系裏，確實含有一定的辯證法因素。從這一意義上講，佛教思想在人類認識發展史上，應該占有一定的地位。它作爲中國哲學史的一部分，對我國古代哲學的影響又十分巨大。對于這一部分思想遺産，我們應該而且可以把它批判地繼承下來。因此，我們必須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去研究佛教，還它的本來面目。具體地說，就是在佛學思想的體系中，有多少唯心主義的糟粕就剔除多少，有多少辯證法因素就繼承多少；有多少反動作用就批判多少，有多少進步意義就吸取多少。既不搞信仰主義的全部肯定，也不搞虛無主義的全盤否定，而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既批判它落後的、反動的一面，即宗教迷信的糟粕，又吸取其合理的因素和有進步意義的一面，實事求是地進行全面研究，只有這樣，才能把佛教研究工作向前推進一步。
(原載《宗教》1981年第1期，總第3期)
《關于佛教研究方法論的幾個問題》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