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在秋水花樹間

　　喻中

　　秋水與花樹，正是十月的美景。如果在這個季節去九寨溝，既可以看到秋水的極致，也可以看到深藏在山間的花樹。面對寂靜的秋水，拈花微笑，禅就是那枝花，禅就是那汪水，禅就萌生在那一片秋水花樹之間———這個意思，還可見于日本13世紀的著名禅師道元的名句:“君不見，竹聲中悟道，桃花中明心。”15世紀更有名的禅師一休也有類似的道歌:“且問心靈爲何物，恰似畫中松濤聲。”

　　秋水既是一汪水，也是莊子筆下的名篇。在《秋水》中，莊子寫道:“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兩　渚崖之間，不辨牛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爲天下之美爲盡在己。”稍後，河伯“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我今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在無際涯的大海面前，河伯醒悟過來了。

　　把河伯進一步喚醒的大方之家是北海若，他說:“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笃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今爾出于崖，觀于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北海若向河伯宣講的“大理”，其實就是莊子念念不忘的“道”或“至道”，就是永恒性的真理，就是被層層迷霧遮掩起來的本來面目。

　　如果把“秋水”看做莊子之道的一個隱喻、一個由頭，那麼，“花樹”則可以看做陽明心學的一個符號。《傳習錄·卷下》記載了有關王陽明的一則著名典故: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這句話，形神兼備地描繪了陽明心學的核心命題:心外無物。

　　“花樹”與“汝心”一同“寂寞”，又一同“明白”，意味著花樹與汝心之間的同一性，甚至是一體性。所謂“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所謂“致良知”，所謂“知行合一”，其實都可以從那棵“花樹”中映照出來。見花樹而知心學，恰如見落葉而知秋色。

　　莊子通過一河秋水，表達了道家的精神;王陽明憑著一棵花樹，闡述了心學的旨趣。從莊子的道家到王陽明的心學之間，還橫亘著一個無形無象的中介，那就是禅。雖然都說達摩是中國禅的一世祖，但是，真正爲禅賦予中國心靈的，其實還得數慧能。雖然，在中國思想史的座次表上，慧能的地位似乎沒有莊子、王陽明那樣顯赫。但是，在骨子裏，在境界中，慧能是可以與莊、王比肩而立的。慧能的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上接莊子的心靈自由、無所期待，下啓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天理良知，實爲一種性格相似的中國思想在不同時代的不同顯現。他們叁人，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關注心靈的叁個裏程碑式的高峰。

　　如果以外物與內心作爲區分的標准，那麼，中國思想史上有兩種潮流:留意于外在秩序的一派，譬如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都屬于這個流派;留意于內心秩序的一派，譬如莊子、慧能、陸象山、王陽明，就屬于這個流派。如果說前者的影響，主要在于政治與倫理，那麼，後者的影響，主要在于心靈與藝術。單就後者而言，要說對于傳統中國士大夫心性世界的影響力，人們最容易想到的是莊子;作爲軸心時代的原創性思想家，莊子的巨大影響確實有目共睹。明代以後，隨著1508年的龍場悟道，隨著心學的勃興，王陽明掀起的思想波瀾也是極其壯闊的。然而，我以爲更值得注意的是慧能。他的《壇經》，爲中國人的心性世界拓展了更寬的空間，構成了中國藝術精神的重要源泉。正如法學家吳經熊所言:“《壇經》並不是一本絞盡腦汁的學究之作，而且出自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其中的一字一句，都像活泉中所噴出的泉水一樣，凡是嘗過的人，都會立刻感覺到它的清新入骨，都會衷心地體驗到它是從佛性中流出的。只有佛才能認識佛，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自己心中有德性，知道一切衆生心中都有佛性。”

　　吳經熊的這個評價已經很高了，但是，還不夠，還沒有全面展示慧能對于中國的意義。我認爲，慧能的貢獻，不僅是在心性思想體系中所起的承上啓下的橋梁作用，更重要的貢獻還在于:他把一種從西方傳過來的異質文化，全面地融入到中國人的血脈裏，實現了兩種文明在化學層面、分子層面、原子層面上的有機融合。

　　在荷蘭漢學家許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國》一書中，主張“佛教征服中國”，但是，在陳觀勝看來，不是佛教征服了中國，而是中國轉化了佛教。中國轉化、吸納佛教的標志，就是中國禅宗的誕生。純正的中國禅宗誕生的標志性人物，就是慧能。這就是說，中國轉化了佛教，但這種轉化最終是在慧能身上實現的。因而，慧能才是中國成功地轉化佛教的象征性、符號性人物。

　　稍作延伸，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如果說中國文化轉化“西天”來的佛教差不多花了400年的時間，那麼，自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另一種來自“泰西”的、伴隨著堅船利炮而來的文化，已經紮根中國170年了。在經曆了170年的試探、摩擦、碰撞之後，這種不同于佛教的西方文化是否“征服”了中國

　　抑或是中國文化像轉化西天佛教那樣，再次“轉化”了這種新的西方文化

　　也許，提出這樣的問題尚爲時過早。相對于上一次的400年，這一次的170年也許還顯得過于短暫。不過，170年來，像唐叁藏那樣，到西天取經的中國人多如過江之鲫;像菩提達摩那樣，把真經送到中國來的西方人也所在多有。但是，誰像慧能那樣，把一種來自異域的西方文化極其妥帖地融入中國血脈、中國心靈

　　如果把禅宗作爲中西文化第一次化合融會的碩果，那麼，在中西文化第二次化合、第二次融會的過程中，我們期待著第二個慧能的到來。

　　(作者系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