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禅學研討會日本學者論文述要

　　無惑

　　由北京大學哲學系禅學研究會和日本駒澤大學佛學部共同促成的，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樓宇烈教授召集並主持的“中日禅學研究研討會”于1989年3月27日至31日在北京大學舉行。應邀參加這次會議的日本代表10人、中國代表40人。此外，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單位的部分研究生和在京的研究佛學的留學生也列席了會議。

　　此次研討會的主要目的，是請日本學者介紹他們國內佛學研究的現狀和最新成果，並通過討論，交流思想，增進相互間的了解。會上，日本駒澤大學佛學部的岡部和雄教授、田中良昭教授、石井修道教授、大谷澤夫教授、永井政之副教授分別作了佛學研究的專題報告。

　　岡部和雄教授從總體角度作了題爲“中國佛教的研究狀況與問題”的報告。報告分四部分：

　　(一)以中國佛教通史爲中心的研究成果。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鐮田茂雄的《中國佛教史》(1978)和《中國佛教史詞典》(1981)、東大出版會出版的《中國佛教史》(全8卷，已刊了3卷)、冢本善隆(已故)的《中國佛教通史》(全3卷，已刊一卷)和《冢本善隆著作集》(全7卷)、道端良秀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全12卷)、牧田谛亮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全3卷)，以及駒澤大學編的《禅學大詞典》(修訂版)等。

　　(二)關于譯經史和僞經的研究。岡部說：譯經史研究的先驅者之一林屋友次郎認爲這種研究有叁個領域：一是經錄的研究，二是譯經類的研究，叁是對譯經者的研究，通過經錄的記載以及現存經譯語譯風的研究，可以糾正現存經所附的誤傳了的譯者名，又可以獲得翻譯者或翻譯時代的線索。有關譯經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可列舉如下：小野玄妙《佛教經典總論》(1936)、常盤大定《後漢至宋齊譯經總錄》(1938)、林屋友次郎《異譯經類研究》(1945)、望月信亨《佛教經典史論》(1946)、宇井伯壽《佛教經典史》(1952)、《西域佛典研究》、內藤龍雄《關于敦煌殘本〈衆經別錄〉》(1967)等等。僞裝成譯本而創作的經典稱“僞經”或“疑經”，《開元釋教錄》列出僞妄亂真錄406部1074卷，中國佛教史上佛教特別繁榮的隋唐時代也正是僞經的全盛時代。牧田谛亮的《疑經研究》(1976)可以說是最近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叁)《肇論》、《盂蘭盆經》、“叁階教”的研究。關于《肇論》，日本近年來以伊藤教授爲代表，認爲僧肇歪曲了佛教思想的本質，這一看法正在變得具有說服力。關于《盂蘭盆經》，日本學者從巴利語、梵語、伊朗語幾種語源學的角度，對“盂蘭盆”的語義作了各種不同的解釋，或釋爲“倒懸”，或釋爲“救濟”，或釋爲“祭祀先亡”等。關于“叁階教”，近年來對叁階教爲何受到鎮壓、叁階教是否對日本的行基有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究。

　　(四)反省與展望。岡部說：“如果把1910年(明治43)雜志《佛教史林》的發刊，看做在日本的中國佛教研究的新起點的話，那麼至今已有80年的曆史，在這期間設立了公立、私立的佛教大學，開設了佛教史講座，研究書籍和學術論文的數量也相當可觀。但不能獨善和自滿，應看到以往的研究還有不少弱點，如：偏重教理史、教學史，而忽視政治經濟思想史的研究；過于偏重文獻的解釋，譯注的文獻至上主義；從宗派的視角觀察曆史，把宗祖思想絕對化的傾向；認爲“佛教在印度播種，在中國開花，在日本結果”的日本佛教至上主義的觀點；微觀研究的全盛而不顧與整體聯系的弊端。這些都是在今後的研究中應該加以注意和糾正的。岡部強調，“有必要以更爲嚴格的態度重新審視以往的研究。獨善與自滿不言而喻是妨礙學問的國際交流的。沒有自由的研究和嚴格的相互批判，大概在真正意義上的學問是難以發展的。”

　　田中良昭教授以“敦煌禅籍的研究狀況與問題”爲題，從“敦煌禅籍的內容”，“禅宗傳燈史的形成與發展”、“早期禅的語錄”叁方面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說：敦煌禅籍的內容可分四類：1.記述禅宗曆史的燈史類；2.記錄禅僧說法、問答的語錄類；3.以韻文形式記述悟境、禅悅的偈頌類；4.禅僧對經典的注釋、要抄類。燈史類包括《傳法寶記》(713年完成)、《楞伽師資記》、《曆代法寶記》(774年完成)，《壇經·傳法偈》、《聖胄集》(899年完成)、《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等，這些文獻填補了人們期待的從《續高僧傳》産生的七世紀中期至《宋高僧傳》産生的十世紀末，這大約叁百五十年間的有關禅宗史的資料。此外，《菩提達摩宗定是非論》、《神會語錄》也有助于弄清禅宗形成與發展的線索。早期的禅語錄有《二入四行論》、《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修心要論》、《達摩禅師論》、《觀心論》、《大乘無生方便門》、《六祖壇經》、《無心論》、《絕觀論》、《頓悟真宗論》、《頓悟真宗要訣》等。早期禅的偈頌類有《絕學箴》、《信心銘》、《禅門秘要訣》、《頓悟無生般若頌》、《看心法》等。早期禅語錄有叁個特色：第一個特色是自由地論說自我的思想，其禅風與後世禅語錄並無相異，只是在這種論說之後引用經典語言以證實自己的說法並不違背佛說；第二個特色是假托達摩來闡述自己的思想，因此許多早期禅語錄冠以“菩提達摩”“達摩大師”、“達摩和尚”的名稱；第叁個特點是具有問答體的共同形式。

　　石井修道教授以“中國唐宋禅宗史的研究狀況與問題”爲題，圍繞著“《寶林傳》和馬祖教團”、“《祖堂集》與雪峰教團”、“默照禅與看話禅”、“中國禅與道元禅”諸問題，介紹了自己研究的心得。關于“《寶林傳》和馬祖教團”的問題，石井認爲《寶林傳》成書于801年，但直到1932年才被發現，其中卷七、卷九、卷十依然未被發現；此書應用“傳法偈”確立了西天二十八祖說，在禅宗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書反映了馬祖教團的思想與動機，可能是馬祖門下所作。關于“《祖堂集》是作爲高麗大藏經的藏外補版從海印寺發現，並于一九二四年加以介紹的。這是堪與敦煌禅籍相匹敵的禅宗史上的重要文獻。《祖堂集》由泉州招慶院的靜筠二禅德編集，附有當時住持淨修禅師省澄的序、于南唐保大十年(952年)完成。招慶省澄乃雪峰義存的孫子、保福從展的弟子。在該書中特別豐富地包含有青原系統的曹洞宗及雪峰教團的話題”。關于看話禅和默照禅，石井認爲：大慧的看話禅是在批判宏智正覺的默照禅中建立起來的；看話禅又稱公案禅，它是通過對疑問(即公案)的參究，求得那轉瞬即逝的覺悟的光芒，獲得絕對覺悟的本來心。關于中國禅和道元禅的關系，石井說：道元禅是中國禅的日本化，它與中國禅是不同的，道元沒有把“磨磚作鏡”的故事理解爲不要“執坐”，而是理解爲勸戒人們不要“成佛”，把它當作勸人坐禅的故事來把握，道元主張坐禅必須是無所得無所悟的佛祖的坐禅，這與看話禅完全不同，與默照禅也並非一致。

　　永井政之副教授作了“元明清禅宗的研究與展望”的介紹。永井說：總的看來，對元明清禅宗的研究多停留在對個人的研究上，把個人放在整個思潮中考慮的很少。值得一提的只有忽滑谷快天的《禅學思想史》(1923)，但其缺點也不少，如認爲宋代禅爲“禅道熟爛之時代”，此後爲“禅道變衰之時代”，元代以後更見低下。這種看法顯然無視中國思想中的其它思想，只尊佛教，在佛教中只尊禅，在禅中又只尊唐代前後的禅，不了解宋以後叁教合流的思維框架。荒木見悟對此進行過反複批判。對遼金元代的佛教研究也不太充分，已經發表的論著有野上俊靜的《遼金佛教》(1953)、《元史釋老傳研究》(1978)、筆者的《禅籍善本古注集成·從容錄》(1983)、尾順敬的《菩提達摩嵩山史迹大觀》(1932)、岩村忍的《耶律楚材》(1932)，飯田利行的《湛然居士文集譯》(1985)。對明清禅宗的研究，當首舉長谷部幽溪的《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說》(1979)，張聖嚴的《明末中國佛教研究》。前著以禅宗史爲中心，後著以智旭思想爲中心。此外，以宋明理學與佛教關系的研究，有荒木的《明代思想研究》(1972)、《明末宗教思想研究》(1979)、《陽明學的發展與佛教》(1984)、《雲棲祩宏之研究》(1985)、《佛教與陽明學》(1979)等。關于明清佛教內部的爭論，除了野口善敬一系列論文著眼于陳垣《清初僧诤記》(1962)以來，幾乎沒人研究，期望今後取得研究成果。

　　大谷哲夫教授對“日本曹洞宗的研究狀況與問題”作了系統地介紹。首先，大谷介紹了日本的宗派佛教。中國佛教于六世紀中葉傳入日本，此後至今的一千四百余年漫長歲月裏，從中國傳入了繁多的宗派，日本人自己又創立了許多宗派。從中國相繼傳入的有六個宗派，即法相宗、叁論宗、華嚴宗、律宗、成實宗、俱舍宗，其中法相、華嚴、律宗這叁宗至今仍然存在。日本創立的宗派有天臺宗、真言宗、融通念佛宗、淨士宗、臨濟宗、淨土真宗、曹洞宗、日蓮宗、時宗、黃檗宗。這十宗加上法相、華嚴、律宗，便是日本現在佛教的全部，其中淨士宗、禅宗(臨濟宗與曹洞宗)、日蓮宗是日本現今佛教的主流。以上分宗立派的原因，或因其對悟境的理解不同，或因其依據的經、律、論不同，或因其對同一經典的解釋不同，或因其實踐戒定慧的重點不同，都有存在的價值。其次，大谷介紹了日本曹洞宗的形成與特點。日本曹洞宗，作爲宗旨的創立者，尊道元禅師(1200—1235)爲高祖，而作爲宗團的開創者，又尊瑩山紹瑾禅師(1268—1325)爲太祖，就這樣兩祖並立，這對日本其它佛教諸宗來說是極感奇異的事情。日本曹洞宗的宗名，當然是源于中國的曹洞宗。道元禅師教義的特質，第一是與日本臨濟宗明確標榜繼承中國臨濟宗不同，沒有繼承中國曹洞宗宗風的意旨，就連禅宗的稱呼也加以排斥，極力說明自己的佛法是正傳佛法，即以五家分派以前的本來禅爲目標；第二是“只管打坐”，即“坐”本身就是修行悟道，就是目的，而沒有另外的目的，這叫“修證一等”。曹洞宗是日本最大的教團，現有寺院約15000個，僧侶15867人，信奉者約700萬人(據文化廳《宗教年鑒》1971年版)。曹洞宗寺院的儀禮，各地多種多樣，其中主要的儀禮是二祖叁佛忌。。二祖忌是高祖、太祖忌日，在9月9日；叁佛忌是佛降誕會(4月8日)，佛涅槃會(2月15日)，佛成道會(12月8日)。最後，大谷介紹了日本曹洞宗的研究狀況。日本曹洞宗的研究，大致分爲兩個流派，第一是對日本曹洞宗教團的成立及其發展進行曆史的研究，在方法上近年形成了縱橫交叉的全方位研究的傾向。第二是側重對日本曹洞宗思想教義(宗學)的研究，這種研究興盛于卐山道白(1636—1715)展開的宗統複古運動，但一般說來，宗學研究無法越出強力幕藩體製下的思想統治框架，因而主要是訓沽，注釋性的學術研究與學術爭論，此外對曹教宗與儒教對曹洞宗人的影響(如雲門即道禅師、隱之道顯禅師等)是客觀存在的。

　　參加研討會的中國學者普遍認爲，岡部等五位教授的報告內容豐富、材料充實、辨析精細，從中受到不少啓發。同時就報告中的某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禅刊 1989年度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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