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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無常觀淺析(劉朝霞)

  佛教無常觀淺析

  劉朝霞

  

  無常,雖然最初是佛學上的概念,但後來漸漸“通俗化”爲人們對人生的一種描述與慨歎。的確,世事遷流,人生迅速,差不多是每個稍具反思能力的人都能認識得到的現象。那些善思的哲人、敏感的文人更是對這個問題討論不休。古聖孔子在河邊慨歎“逝者如斯”,“詩仙”李白說“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英雄如曹操者終也擺脫不了“去日苦多”的困擾……類似的感歎簡直是俯拾皆是,所以每讀前人的書,今人就往往有種遇了知音的感覺,實際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面對著同樣的境遇,不免有相似的感喟。

  然而,雖對此現象有類似的感傷,但不同的人基于此而得出的人生結論,所采取的生活態度卻有極大的不同。可以將之大致分爲叁類:一類可以以李白的詩句“人生得意須盡歡”概括。這類人不僅看到人生之迅速,更感到命運的難以把握,認識到無限的時空與有限生命的存在構成一種解決不了的悖論,人生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沒有任何價值與理想可言,因此最好抓住眼前的片刻時空盡情享樂,這種人各個時代都有,在中國則尤以魏晉南北朝時代爲著,當時上流社會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以“浮華任誕”爲榮。此類人對人生悲劇的體認,相對于盲目樂觀者來說,無疑是深刻的,但其行爲卻是不負責任的,對社會不負責自不待言, 尤其重要的是對自身的不負責。因爲這樣根本無法消解痛苦,只是暫時麻痹神經,結果卻是在惡性循環中無法自拔。其實質是對自由意志的完全否認,也是對人之尊嚴的最嚴重的亵渎。第二類人可以蘇轼爲代表,可稱之爲“達觀派”。蘇子的《赤壁賦》完整表達了這種態度,即一方面承認人生有限,如白駒過隙,另一方面又試圖暫時忘懷矛盾,以一種中庸的態度享受生活,保持心態的平衡,或者獲得某種“超越感”。這種人在中國人中最占多數,文化修養高一些的成爲文人名士,差一些的成爲阿Q們。這種態度對于調節心理,保持大致的心靈健康,還是有效的。但正因爲它帶給人的是一種暫時的、似是而非的超越,所以更容易讓人忘掉面對的矛盾,從而不再從根本上追尋人生的真谛,甚至最終麻木不仁。積澱于民族性格的深處,則成爲某種冥頑不靈的惰性。這一點,魯迅先生的批判深刻而中肯。第叁類人多爲積極入世者。這些人將“立身、立功、立言”爲目標,將功流萬世作爲彌補人壽短暫、所爲有限的不足。無疑地,這些人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幹將,其在曆史中的地位、功績是不可抹殺的。可惜的是,積極的人生態度未必帶來積極的效果,美好的理想也往往因不切實際而飽受挫折,由于缺乏對人生真相的冷靜考察與反思,雖有“老骥伏枥”之志,卻免不了“廉頗老矣”之憾。正因如此,曆來聖賢英雄會有種深徹的宇宙寂寞感 。

  以上的種種人生態度(當然不只這幾種),正如分析中指出的,也並非全無可取之處,但從根本上來說,都無法從無常帶給人的不自由中解放出來,因此就永遠會有種漂泊之苦。

  作爲“無常”概念濫觞的佛家,當然也是對這種人生現象的觀 察總結而提出此概念的,並且做了深入的分析論述,尤其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解脫論,可謂佛家獨有。

  無常,在佛教中做爲叁法印之一(諸行無常),指一切有爲法,即種種因緣所生之萬物,無論是物質的(色法),還是精神的(心法),都是生滅變化,不可常住的。從時間的角度,可分爲“相續無常”和“刹那無常”。相續無常,指有爲法在貌似穩定的一期相續過程中,必有生、住、異、滅四個階段,與其生前滅後相比,似乎具有某種穩定性,這尤以人之生死爲明顯,這也是人們普遍能體驗到的一種“無常”,前文所說多指這種現象。刹那無常,指即在刹那之間也有生、住、異、滅的變化。從理論上說,這是對時間無限分割的必然結論;從現實中來說,則往往被人所忽略,但仔細省察,也不難發現,如觀察自己的念頭時會發現似乎有一束意念迅速飛逝,沒有片刻停留,當今科學對微觀粒子運動速度的觀測結果,也可以從一個角度證明物質世界的刹那生滅。

  正因無常的客觀存在,所以有情生命就處在一種逼迫、束縛之中。“色即無常,此即是苦”(《五蘊皆空經》)。佛陀告訴阿難:“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又複,阿難,我以諸行漸次寂滅故說,以諸行漸次止息故說,一切諸受悉皆是苦”(《雜阿含經》第474經)。佛陀揭示此一現象,首先是策發人的出離心,從而爲獲取真正的自由做好准備。從曆史上來看,的確也不乏因無常而發出離心者。如佛陀本人曾因見人生老病死而發心求道,安世高因其父亡而“深厭名器”,出家修行,等等。翻開佛教曆史,有太多的人以自己的體驗與抉擇證實著釋迦的教法。

  因無常而出離並最終解脫的一個中心環節,是對萬有不再愛執與追逐。最初的出離,也許只是感性上暫時的厭倦或疲憊,即使經過了理性的反思,也只是對未來道路的一個初步選擇,獲取自由的路途仍然遙遠。要從根本上破除對世界與自我已習慣了的愛執,就要認識到,萬法皆由因緣和合而和生,緣生法生,緣盡法滅,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在變化的承擔者。也就是說,並沒有一個“什麼”産生了,任何概念都是爲了方便而安立的,也沒有一個“什麼”會滅亡。有的只是萬緣之生滅,而緣亦待緣,畢竟皆空。“色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者,彼亦無常”(《雜阿含》第11經)。“眼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不實而生……”(《阿雜含》第335經)。這樣,從無常、苦,就得出了“無我”,實證“無我”是解脫的關鍵。因爲“無常”並不直接地帶來痛苦,必須還要與以萬法爲實有的觀念相結合或與“我”相聯系才會産生這種效果。舉個簡單的例子,黛玉《葬花辭》中有“侬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侬知是誰?”其所感傷的不只是花落之疾,更還有身世之悲。再如名士桓溫,曾以“樹猶如此,人何能堪”之語名世,也是由物及已及人,才有如此之歎。誠如世尊所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怖。若離于愛,何憂何怖

  ”(《佛說四十二章經》)。

  擺脫愛執及其必然帶來的憂悲苦惱,就要如實地認識世界、認識自身。這種過程也就是解脫的路途。所以世尊不僅處處盛說無常,並教人如實觀無常,“無常者,是有爲行,從緣起,是患法、滅法、離欲法、斷知法。是名聖法印、知見清淨,是名比丘當說聖法印、知見清淨”(《雜阿含》第80經)。具體說來,在佛教觀法中十分重要的“四念處”則皆可作爲無常觀或其延展,其中的“觀心無常”簡言之是“內觀心識念念起滅,刹那不住,無一常住不變之念,以對治誤認受想行識及世俗心理活動爲實常不變的執著”(陳兵《佛教禅學與東方文明》284頁)。另外,被喻爲“二甘露門”之一的數息觀,也可看作無常觀的變相運用。全面、深刻、如實地觀照無常,實際上也就超越了無常。漢地流傳頗廣的《佛說八大人覺經》就明白指出:“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僞無主,心是惡源,形爲罪薮。如是觀察,漸離生死。”親證無常,同時也就實證了空、無我,也就獲得了根本的自由,達到了“涅槃”——對無常及與之對立的常的徹底超越。

  那麼獲得解脫的聖人與同處世間的凡夫有何不同呢

  佛教認爲,對凡夫來說,“受樂時增貪,受苦時增嗔,受不苦不樂時增癡,不僅身受苦樂,心亦沈溺于苦樂中並增長叁毒”;對于聖人來說,“多聞于苦樂,非不受覺知,彼于凡夫人,其實大有聞;樂受不放逸,苦觸不增憂,苦樂二俱舍,不順亦不違”(《雜阿含》第470經)。可見,身受雖同,心受卻異,關鍵在于聖人徹悟了諸法之虛妄不實,于是不再有所損益,于是得到了自由。

  正因無常並不直接帶來痛苦,這就爲菩薩在生死海中廣行萬行提供了可能。菩薩,簡單地說,是指發心上求佛道,下濟群生者。菩薩發心,往往因爲不僅感覺到自身所受諸苦的煎迫,更擴而大之,産生了對衆生的深切同情,從而産生了普渡有情的廣大願心。對于初發心,未斷我執的菩薩來說,要做到盡量多地爲衆生服務,爲求道精進,的確是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但是,《金剛經》一再強調,菩薩不僅要有廣大徹骨的悲心,更要有對空性——無我的體認,圓融二者即要做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才算合格。對于一個合格的菩薩來說,隨順願力與因緣而度化衆生,大概就不是件苦事了。從中,他獲得的是迥異于俗世悲喜的純淨愉悅。同時,更應看到,釋迦佛立于中道的圓滿教法,是色空不二的,即就在動中體驗靜並超脫于動靜、斷常兩邊。關于這一點,僧肇論師曾在《物不遷論》中有過極高明的論述。他根據“昔物不至今”的前提,得出了“物不遷”的結論,並形象地描繪說“旋岚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曆天而不周”。堪稱驚人之語。但他並非以常來反對無常。他明白地說明了自己的意旨:“是以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當然他是有所針對的。但我們仍可以從中窺到聖境之一斑,動靜不二,色空不異。那麼重要的便不是避世,試圖擺脫無常的世間,而是在當下遠離貪執,轉五濁惡世爲淨土。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佛教的無常觀並非如世人所理解的那樣是悲觀消極的,相反,它肯定人的自由意志,肯定人卻苦就樂的追求,也就是承認人有能力與權力去追求最高尚最深刻的快樂,並指出了可行之路。如果抛卻某些人因理解偏頗,所行不當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外,其積極意義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至少要比時下流行的消費主義、犬儒主義要高明得多,對人亦更爲尊重、關心。

  禅刊 1999年度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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