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宗

　　法眼宗是中國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中最後産生的一個宗派。它曆經文益( 885 — 958 )、德韶( 891 — 972 )、延壽( 904 — 975 )叁祖，活躍于唐末宋初的五代時期。

　　作爲宗派，法眼宗的傳承曆史不長，但是，它的幾位祖師都是吳越地區學修並重的高僧。

　　文益，俗姓魯，青原下第八世，余杭人。七歲落發，受具足戒于越州(紹興)開元寺，習律于明州育王寺，兼探究儒家的典籍。既而改習宗乘，到福州，參谒雪峰義存的法嗣長慶慧棱，住了不久，即爲大衆所推許。結伴到各處參學，路過漳州，爲雪所阻，暫時住在城西的地藏院，因而參谒玄沙師備的法嗣羅漢桂琛。

　　桂琛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說是“行腳。”桂琛說∶“行腳事作麼生？”文益說∶“不知。”桂琛說∶“不知最親切。”後桂琛問∶“上座尋常說叁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雲)，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雲∶“在心內。”桂琛雲∶“行腳人著什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下衣包依桂琛。近一月余，日呈見解，說道理。桂琛說∶“佛法不憑麼。”師雲∶“某甲詞窮理絕也。”桂琛雲∶“若論佛法，一切現成。”文益于言下有悟。

　　後來曆覽長江以南的叢林，到臨川，住在崇壽院，開堂接衆。南唐始祖李建國，迎請他到金陵，住報恩禅寺，既而遷住清涼寺，致使“諸方叢林，鹹遵風化”。卒後，谥號“大法眼禅師”，法眼宗便由他的谥號而得名。法嗣六十叁人，而以天臺德韶爲上首。其余如報慈文遂、報慈行言、報恩法安、報恩慧明、清涼泰欽、靈隱清聳、歸宗義柔、百丈道常、永明道潛、淨德智筠等，均接衆甚廣，大揚一家的禅風，但德韶一支尤爲繁榮。關于文益的言行，有《金陵清涼院文益禅師語錄》一卷及文益自撰《宗門十規論》、《大法眼禅師頌十四首》等。

　　德韶(891～972)，處州龍泉人(一作缙雲人)，十五歲出家，後唐人．同光年中到諸方參訪，曆參投子大同等五十四位善知識，都不契。最後到臨川，谒文益，倦于參問，但隨衆而已。有一天，文益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文益說∶“是曹溪一滴水。”德韶在座側聞之，豁然開悟。既而往遊天臺山，停留白沙、吳越。錢俶當時在臺州作刺史，延請問道。

　　後漢幹佑元年(948)，錢俶繼承王位，遣使迎請，尊爲國師，開堂說法。曾勸王遣使新羅，取回散落的天臺教籍，使天臺宗之文獻獲全。後住通玄峰頂，有偈示衆說∶“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之雲∶“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又在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宋開寶五年(972)，于蓮華峰示寂。有語錄行于世(多佚)。法嗣四十九人，以延壽爲上首。

　　延壽(904～975)，余杭人，二十八歲時依雪峰義存的法嗣翠岩令參出家，既而往天臺山，在天柱峰下習定九旬，又往谒德韶盡受玄旨，後周廣順二年(952)，住在明州的雪窦山，學人很多。宋建隆元年(960)，應吳越王錢俶之請，住杭州靈隱山的新寺爲第一世，第二年又應請移住永明寺(今淨慈寺)，參學的大衆有二千多人。

　　他著有《宗鏡錄》一百卷、《心賦注》四卷及《唯心訣》一卷等書，闡揚文益的盡由心造之旨。高麗國王仰慕他的學德，遣使致書敘弟子禮，並遣僧叁十六人來受道法，前後回到高麗，各化一方，于是法眼一宗盛行于海外。延壽成爲法眼宗最有影響的祖師，被清朝雍正帝稱爲“震旦第一導師”。延壽住在永明十五年，度弟子一千七百人。法嗣有富陽子蒙、朝明院津兩人。

　　叁位祖師生活在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生活在佛教信仰經受著時代風雲沖擊的混亂局面中。面對禅宗末流，他們經過反思、整合，建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體現出了法眼宗獨特的精神風貌。簡而言之，最突出的有以下兩種精神。

　　一、 針砭時弊，匡複正法

　　法眼宗産生的時候，禅宗內部已經有嚴重的門派、門戶之爭，而這種狹隘的思想傾向與行爲缺陷，不利于佛教的健康發展，也違背佛教的根本精神。因此，文益、延壽都針對性地進行分析、批判，而其理論的闡釋及信仰的確立，貫穿著一種可貴的現實批判精神。

　　1、文益：駁斥宗門十病

　　《宗門十規論》是文益最重要的蓍作。其所列舉的十種弊病是：

　　第一“自己心地未明，妄爲人師”。

　　第二“黨護門風，不通議論”。

　　第叁“舉令提綱，不知血脈”。

　　第四“對答不觀時節，兼無宗眼”。在禅宗僞仰、臨濟、曹洞等宗派祖師們采用棒喝、酬對機鋒等方法，爲了旁敲側擊、辨邪歸正，完全是一種有的放矢、應機說法的教育技巧。但現在“宗師失據，學者無稽”，“用人我以爭鋒，取生滅爲所得”，“棒喝亂施”，“诳谑群小，欺昧聖賢”。

　　第五“理事相違，不分濁淨”。

　　第六“不經淘汰，臆斷古今”。祖師“公案”故事有其特殊時代背景，同時，其中也有純屬戲嬉之言辭，學之無益。參學之人必須擇依善知識。

　　第七“記持露布，臨時不解妙用”。學佛之人，不能只會模仿先賢，“承言滯句，便當宗風，鼓吻搖唇，以爲妙解”，不契實際，還妄稱“師承”。

　　第八“不通教典，亂有引證”。宣揚佛法必須契合佛祖本意，博古通今。但有人“不識義理，只當專守門風”而“妄有引證”，“不假熏修，乃得少爲足”。

　　第九“不關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

　　第十“護己之短，好爭勝負”。

　　文益駁斥宗門十病各有側重，比如，第二第十針對黨同伐異的宗派觀念，第四第六針對不求甚解的教條學風，第一第九針對裝腔作勢的虛浮作風，反對禅僧們追名逐利、弄虛作假。

　　2、延壽：抨擊邪見百種

　　延壽著作頗豐，在《萬善同歸集》中，延壽爲了抨擊禅僧們輕蔑佛教善行而固守偏陋的錯誤，先列舉出十種錯誤觀點，這些觀點至今在佛教界中仍有影響。

　　延壽在《唯心訣》中進而詳細地指出各宗門信徒在修行實踐中常犯的 120多種毛病。並指出，這些問題的出現在于宗門信徒們“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會，盡迷方便，悉溺見河，障于本心，不入中道。”他們“不知萬法無體，一切無名，從意觀行，因言立號：意隨想起，言逐念興，想念俱虛，本末非有。”也就是說，禅宗門徒及一切學佛之人，必須打破對世間萬象乃至佛法各宗門語言名相的妄念偏執，徹底弄清它們是因緣和合而生與方便施設的，才可能獲得智慧解脫。

　　二、 理行並重的融合精神

　　法眼宗在禅宗五家七宗之中理論著作最爲宏富。

　　1、在理論上，博采衆長，圓融自在。

　　文益在《宗門十規論》中認爲，其他禅宗門派“雖差別于儀規”，且無礙于融會”。他在《華嚴六相義》中作頌有“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這顯然是符合佛法本意的。文益詩《理極忘情謂》中說：“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猿兼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反映了他學修圓融、自然的情趣。德韶也一再強調佛教整體是“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

　　延壽作爲集大成者，在《宗鏡錄》等著作中，充分運用唯識宗、華嚴宗、天臺宗、叁論宗等理論，所引資料約 300種，包括釋、儒、道叁教典籍，答問評說，旨在融通。在他的兩部代表作中，《宗鏡錄》主要論述禅與教的融合，《萬善同歸集》主要論述禅與淨的融合。另外，他還論述了禅與戒的融合等。

　　禅學思想大致經曆了依教修心禅(如安般禅、五門念佛禅、實相禅)、悟心成佛禅(如達摩面壁、六祖頓悟)、超佛祖師禅(如南嶽懷讓、石頭希遷)、越祖分燈禅(如曹洞、雲門、法眼宗)等。唐朝中後期到宋朝初期，禅宗正處于越祖分燈時期，沩仰、曹洞、臨濟、雲門、法眼五宗相繼産生。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進一步加深了禅學中國化。但在禅風鼎盛的同時，也出現了變異之相，一些宗門禅者借頓悟之名，妄執宗師名相，要麼守空玄談，要麼狂禅怪行，大做呵佛罵祖之事，毀棄信解行證，失去了禅的本來意義。

　　延壽有詩《超倫每效高僧行》：“碧峤徑年常寂寂，更無閑事可相於。超倫每效高僧行，得力難忘古佛書。落葉亂渠憑水蕩，浮雲翳月倩風除。方知嬾與真空合，一衲閑披憩歸戶。” 說明延壽把學習經教作爲成就高僧的條件，悟契真理的途徑，但他學習經教，最終還是建立圓融無礙的宗旨的。他的“籍教明宗”，帶來了後人一些非議，其實延壽苦口婆心，並不是要執教廢禅，目的就在于破除偏執教法和斷空邪見。

　　2、在實踐上，廣行善行，濟國安邦。

　　延壽在倡導六度萬行之時，大力提倡“濟急利時”，提倡慈善公益事業，主張“造一所寺，不如救人一命”。萬善之中“第一福田者”是“盡忠立孝，濟國治家；行謙讓之風，履恭之道。”

　　忠以治國，孝以齊家，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佛教融入中國社會，就在于將“忠孝”思想納入其精神理念之中。但佛教行世，又具有自己的超脫性，尤其是法眼宗之前的禅宗門派，其祖師的言論開示及特立獨行，多呈現玄遠、空靈的宗教情趣，少有勸善的演繹，而法眼宗的祖師們則突出了服務社會現實的色彩。

　　文益、延壽等人以“國師”之尊，吟詩作文，學問宏博，爲當時士夫敬慕之楷模。因此，他們的激揚文字，使得士大夫的文典辭章中亦多吸取佛教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傳統的儒道之學進一步貫通，所以法眼宗理論成爲承前啓後、融鑄後世佛教乃至中國文化的寶貴材質。

　　法眼宗的祖師們非常自身的修證與完善。如延壽曾在天臺山國清寺結壇修法華忏，在天柱峰誦《法華經》叁年，可謂苦心孤詣，德才兼備。這樣的人格品位，當是正法住世的關鍵。

　　法眼宗的叁代祖師都是吳越人，他們的思想與禅風對中土佛教，尤其是吳越地區的影響，可謂持久而深遠。延壽等人所倡導的禅教一致、禅淨合一等融合的思想，則對後來兩宋理學的産生以及明清淨土宗的發展，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法眼宗》全文閱讀結束。